然后让他们自行招聘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喜欢谁就招谁，谁能力强就用谁，避免不同宗派之间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的现象，提高工作效率。
　　做完这一切之后，再让该县令
　　“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城郭皆其仓廪。”【24】
　　意思是说，让县令在一定限度内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包括土地、生民、城郭、仓储等物品，并具有一定的“选官、莅政、理财、治军”等军政权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允许地方官技术入股，参与国家利益的分红，调节官员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避免他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代理人心态。
　　这样一来，天下人就会“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然后就可以“合天下之私”，“成天下之公”了！
　　你看，顾先生的思维是不是很超前……
　　日期：2018-09-07 19:07:04
　　《历史的侧面》（48）
　　他的很多观点和我们现在的“联邦共和制”很有些类似，就是——小事、缓事、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儿，由地方说了算；大事、急事、关系到国家安危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儿，由中央说了算。
　　地方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不会太大，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尾大不掉，出现分离倾向。

　　同时又能保证中央具有统筹全局的能力，可以统一调度、指挥、部署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资源，可以充分发挥郡县制度那个令人眼红的优点，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样一来，双方各取所长，各避其短，共同促进，最终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
　　你看看，我们老祖宗的思维是不是很超前，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显得特别的“早熟”（梁漱溟语）。
　　而顾亭林这种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他没有其他儒家学者那样的道德腐臭味，总是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发号施令，严于律人，宽于律己。
　　儒家从顾亭林开始，也开始言利了，这个“利”可是“利益”的利。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儒家是耻于言利的。比如，孔子他老人家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的本意是指，君子和小人的价值观不同，君子做事，在于明辨是非、懂道理，而小人做事，则只在乎物质利益，不顾道德。

　　但这并不能说君子只重义、不言利，其实君子也言利。比如，孔子还爱当官呢，还爱吃好吃的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啧啧，美食家呀！
　　只不过孔子不收取不义之财，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就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你看看，先秦儒家并没有把事情做绝，而是什么都留有余地。可是，到了后世一些腐儒那里就不一样了，他们通常把事情搞得很极端，只重义，不言利，谁要是言利谁就是小人，谁要是摆弄机器发展生产力，谁就是奇技淫巧。反正一切以道德为准，一切以品格为先。存天理，灭人欲，只顾个人的品德修养，不重视自身的能力培养，治起国来，就算有那个心，没那个力，曲高和寡，眼高手低。所以说，完全依靠儒家来治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把路走死。

　　日期：2018-09-08 08:48:42
　　《历史的侧面》（49）
　　在顾亭林之后，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最著名的评论，来自于新史学的先驱梁启超先生。
　　1899年，梁启超在海外创办《清议报》，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在文章里，梁启超很明确地将秦以后的两千多年社会排除在“封建制度”之外。
　　他发现：中国当时（满清）的“国体”与欧洲国家的国体大不相同。

　　“它们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这样三个时代……”
　　但是，
　　“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国并立。”
　　但是，
　　“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在春秋以前大略相同，而同春秋以后则截然相异。”

　　在“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起轨而不易。”
　　中间虽然经历了“汉初封王”、西晋的“八王”、明代的“燕王”、“宁王”之乱，“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但都没有形成“列国之形”。
　　“至于汉末的州牧、唐代的藩镇，也都是涌乱一时……”
　　所以，梁启超先生很肯定地下结论说：
　　“中国的进化，实际上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

　　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华社会的进化速度其实要比西方快很多，“封建制度”大致在两千多年之前的秦朝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如果再称呼秦朝以后的社会是封建社会，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上面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从秦朝到清朝，这中间隔着的两千多年，应该如何定义呢？
　　梁启超试探性地将其称为“统一时代”，或者称其为“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反正就是不称呼它是什么“封建时代”。
　　等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国学大师在对比了中外制度的异同之后，也给出了相似的论断。
　　比如，
　　日期：2018-09-08 11:30:02

　　《历史的侧面》（50）
　　比如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先生，在比较了中外制度的异同之后认为：中国从上古的唐尧虞舜一直到周代这两千多年“皆封建之时代”，而秦朝以后则是“郡县封域，阡陌土田”。
　　按严复的说法，秦朝以后一直到清朝这段历史时期属于“霸朝”，也就是“帝制盛行的时代”【25】。
　　而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考察了日本的历史之后也有相似的判断。他认为中国“去封建远”，而日本“去封建近”【26】。
　　意思就是说，到了近世，中国离封建时代已经很遥远了，而日本则刚刚走出封建时代。
　　所以在章大师看来，中日两国在步入到近代社会时，他们在政治制度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性格也完全不同。
　　章太炎这个人，特别痛恨君主专制制度，内心向往宪政，认为中国到了近代之所以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就是因为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限制了中国的发展，所以，他迫切希望当时中国的封疆大吏（也就是他文中提到的“藩镇”比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些人）能像日本的萨摩、长州两藩那样支持维新、拥护革命，最终将中国推进到宪政的历史阶段。
　　日期：2018-09-08 12:32:40
　　《历史的侧面》（51）
　　除此之外，阵疯还能列举出一长串的大师名单，其中包括一些史学巨匠和文化达人，他们都无一例外认为先秦社会是封建制、秦朝以后的社会是郡县制，从来不认为秦朝之前是什么“奴隶制社会”、秦朝之后是什么“封建社会”。
　　因为这是学术，不是在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