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坐在车上犹豫了足足一个钟头，还是决定自吞苦果。
　　毕竟我要办的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事情，我约周同学到一个离教育局有点距离的咖啡馆见面。我没有直接打他电话，而是通过短信，我说得很含糊，当然没有自报家门。但我提了祝衡的名字，他回复得很干脆。
　　我提前很久便在那个咖啡馆坐下等他。
　　他进来的时候我起身相迎，他看见我的时候，比我想象得要镇定许多。当然他不是没有惊异，不过在这种场合，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报复的得意。他看见我后不慌不忙地朝我走来，我虽然不悦，但还是等他落座了再自己坐下。周同学慢慢地摘下帽子和围巾，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
　　周同学脸上的青春痘全部消退了，留下的痕迹也变得黯淡。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点失望。
　　“居然是你？”他说。
　　“是我。”
　　“呵。”
　　虽然场面极尽尴尬，但我毕竟是张着祝衡的虎皮来的，也没必要太过于发怵。而且我想过了，祝衡原本托的那个人在周同学这里一定份量很大，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么积极地赴约。我想：几年前帮丫丫的那位，正是周同学在省教育厅的父亲？
　　的确很有可能，唉，世界真小。
　　“真没想到，”他有意问，“韩晓没来么？”
　　“用不着她来。”
　　我的语气泄露了某些玄机，他变得很感兴趣：“我记得你们的女儿不是应该挺大的，是不是都已经上大学了？怎么现在弄中考名额……”

　　“不是我的孩子。”
　　他“哦”了一下，露出恍然的表情，还夹杂着几分嘲讽。面对讽笑我没有辩白，他更可以顺着自己的猜测发挥无穷无尽的想象。我不清楚周同学是不是一直盼着这一天，我跟韩晓分崩离析，我跟韩晓自食其果，我背着韩晓，为别人的孩子钻营忙碌。
　　倒不是说我和韩晓不对付，周同学就获得了什么机会。这十年里，大概韩晓也没有跟他接触过。有过十年前那次同学会的经历，他对我们夫妻俩的恨应该也是等同的吧？
　　他摊开纸笔，把桌上的菜单推到一旁，摆明了不准备承我一饭之请，我自然也不勉强。他问：“孩子的情况有吗？”
　　我拿出手机，把莫思薇发给我的有关李想的信息一一念给他听。
　　情况比较棘手。
　　李想成绩不行是一方面，他还不比丫丫，有那么多课外活动加持，附中高中部想要特招，必须要十分充分的理由。

　　“我尽力吧！”周同学合上比，露出懒洋洋的表情。他看着我，然后笑了一下。
　　“尽力”二字可松可紧，从他的脸上我可看不到什么准备尽力的迹象。我压抑着内心的不满，没忘记自己对莫思薇的承诺，不管怎么说，我自己总是得尽力而为的。
　　“这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孩子，”我解释道，有点希冀他的理解和同情。“也算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我答应了人家，否则也不会费这么大劲去找祝衡……你一定是在想为什么不是韩晓来找你，”我不得已打出韩晓的牌，并且准备撒谎：“你别怪她，其实她都——”
　　不过我的谎话都没有说完，周同学突兀地打断了我：“我是在想十年前的那次同学会。”
　　我心里面“咯噔”一声。
　　“你羞辱我，记得么，你说我不过是个走后门的货色，只是托老爹的福。呵呵，世界真奇妙，转一圈回头，你还得来求我。”

　　周同学笑了，不过看得出他笑得并不开心，这算不上什么复仇，只是一种稍稍的宽解。这么多年，他在教育局的职位只升了一级，他的父亲身居高位似乎也没能帮上他的忙……还是说周同学傲慢地不接受帮助？
　　如果真是那样，他心里的恨意和骄傲，一定都是咬牙切齿的。
　　所以我没有反驳他，没有开口。而是让他笑了足够长的时间，笑得两边脸颊再也拉扯不出笑的动作。笑得周同学满脸落寞，甚至流露哀伤。
　　到最后我叹了口气，点点头：“那时候我不懂，但我现在明白了，一切都只是为了孩子。”
　　他用一种困惑的眼神看着我。
　　“孩子，不管我们做什么，怎么去践踏明规则、利用潜规则，怎么被人指责、被人嘲讽、被人戳脊梁骨，都义无反顾。有时候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要那么做，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根本不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只因为它是一种本能。我们本能地要为孩子付出一切，我们本能地希望用一种自我承受的方式换来他们的最大幸福。你可以说这是最卑劣的自私，但它也是最无私的自私——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不论是周同学的父亲照顾他进教育局，还是韩晓与祝衡接近以方便丫丫，又或者是莫思薇巧妙地利用我帮她的李想，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孩子。
　　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过一段空想期，大概是高中也不大学的时候，面对繁重的学业和艰难的选择，我开始装得像个哲学家一样，流俗地思考人生的意义所在。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病症，发生在空闲太多而脑力太少的青春期。后来当韩晓诞下了丫丫，我突然有了急切和遥远的生活目标时，我才真正知道人存活于世的真谛——

　　人是一种历史的生物，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断地把所有已解决的和没解决的问题传承、传承、传承……一直到某一代人，所有的困惑都被解惑，所有的发问都得到回答——这些问题，就包括人生意义的那一个。
　　所以，“下一代”，本身就是答案。
　　那天我回到家里，又忍不住想起黄纯纯的事情。可能是碰到了周同学，也可能是那些日子被孩子的事情纠缠太深，我忍不住想起这位韩晓曾经的闺中密友，也算是我家庭的一个若即若离的朋友。晚上的时候我坐在卫生间的凳子上泡脚，韩晓进来梳头准备洗漱。通常这种时刻我们是不多说话的，但当时我偏就破天荒地突然问她：
　　“他们结婚多久了？”
　　“谁？”韩晓反问。

　　“黄纯纯和她老公。”
　　“……十七年了吧。”
　　“十七年？那么久啊。”
　　韩晓的梳子在发丝间拉扯而过，发出毛躁的窸窣的声响，我们沉默了片刻，她突然补充：“跟咱俩差不多。”
　　“跟咱俩差不多”——在我心里久久回荡。
　　结发十七年，得同舟共济了多少惊涛骇浪。黄纯纯一直没孩子我是知道的。以往韩晓与她的交往中都是用丫丫来压黄纯纯一头，有时候韩晓甚至会回来告诉我说她有多得意，因为黄纯纯那么幸运那么骄傲，可就这一点美中不足。
　　那时我根本意识不到，没有孩子对婚姻来说可不仅仅是美中不足，它可以是一道致命伤。
　　我曾经自己也是个孩子，也在一个家庭、一段婚姻之中扮演着瘦小而飘摇的角色。那时候我还很小，印象里永远是冬日家中厨房那盏昏黄的灯。我爸和我妈持续地争吵，我从院子的外面偷瞥他们，看他们吵了又和好，和好了又接着吵。他俩都是学校教员，都是知识分子，即便吵架的时候也很注重对四邻的影响。他们的声音很低，低得让人听不清究竟在争执些什么。可是他们又那么情绪高昂，高昂得让人害怕他们是不是下一秒就要动手。厨房里案板的上方挂着一把把菜刀，在灯光的照耀下倒映出刺目的雪白。我站在大门口等着姐姐放学回来，浑身哆哆嗦嗦的，有点发冷，有点打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