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主对于蒋琬的职务任命也是煞费苦心，别有深意。由于蒋琬当时的品秩相对较低，他先是被任命为尚书令。尚书令的品秩不高，但是作为尚书台的一把手，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位置很重也很关键。这等于是后主先把政务大权交给蒋琬，同时也自然取消了丞相府等外朝班子。过了一段时间，后主加封蒋琬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赋予他有限的军权，并兼任益州剌史。到公元235年4月份，在诸葛亮去世8个月后，后主正式升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基本上相当于蜀汉政权的三军统帅兼首席行政长官。蒋琬至此位极人臣，登上蜀臣权力的最高峰。蒋琬此前担任的尚书令则由后军师费祎接替，这也基本上明确了费祎作为蜀汉政权未来接班人的地位。

　　整体上看，后主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表现成熟沉稳，各项举措扎实稳健，应该说在蜀汉政权的擎天巨柱轰然坍塌之后，年轻的后主经受住了考验，切实稳定住了局面。从他对蒋琬、费祎和军方将领吴懿（车骑将军、汉中都督）、邓芝（前将军）、向朗（左将军）、辅匡（右将军）、吴班（后将军）等文武重臣的职务任命上看，后主在政权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与汉献帝刘协和曹魏后期的几个小皇帝不一样，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傀儡。

　　在三国乱世，皇帝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图任命官员，是衡量其有没有政治权威的重要标志。所有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无不是通过人事任命完成权力布局。中国历史从东汉晚期到魏晋，期间只有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晋武帝司马炎等少数几位皇帝真正具有实际权力，其他皇帝都是操纵在权臣手里，皇帝不听话随时都有可能被废黜，更无从谈起要员的任命。因此，从董卓到曹操、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兄弟基本上是“强者自命”，他们自己想作什么官职就自封什么官职，想怎么任命自己的属下也可以随心所欲，在这个过程中只是需要给皇帝打个招呼、履行一个任命手续，所谓的“表”，也无非是假借皇帝之名、虚走个形式上而已，实际权力运作与皇帝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中枢的情况。

　　对于各地诸侯而言，因为天子被挟持在权臣手里，其他军事集团根本无法插手中枢事务，于是决策重大事务时便隔空喊话，实际上自行其事。像赤壁战后刘备“表”公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刘备入川后又与刘璋相互推举：“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从政治程序上理解，“表”的意思就是奏请皇帝，“推”就是向皇帝推举。但当时皇帝被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事实上是无法奏请皇帝的，他的奏折即使能够呈送到皇帝案前，也是断然不能予以认可的。所以各地诸侯只能隔空喊话，名义上是向皇帝表奏、举荐，其实皇帝知道不知道、恩准不恩准都无所谓。皇帝知道不知道、恩准不恩准，事情都就这么定了。

　　东吴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吴主孙权生前始终统揽军政大权。但是两宫之乱对于东吴政治的伤害太大，等到孙权去世后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先是由于继任者孙亮年龄太小，还没有独立处理国政的能 力，孙权临终前不得不把军政大事全权托付于辅政大臣诸葛恪，所谓“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恪独揽东吴大权出于前皇帝的授命、有其政治合法性。但是在诸葛恪被除掉之后，东吴政治迅速走上异化之路，孙峻、孙綝先后专权，到孙綝专权期间甚至出现了皇帝孙亮被废事件。

　　后人之所以把蜀汉后主刘禅解读成为一个软弱无力的傀儡皇帝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符合三国时代的政治逻辑，从曹魏后期到东吴，情况大致都是如此。但是蜀汉方面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有史料表明即使在诸葛亮时代，后主在蜀汉朝堂就具有相应的政治权威。对于后主作出的决定，诸葛亮也能够予以绝对尊重。一个极其典型的例证是在公元231年，诸葛亮起兵发动第四次北伐，这一仗开始打得很顺手，诸葛亮以木牛运粮，包围祁山，又招揽鲜卑人轲比能、轲比能等起兵呼应。当时曹魏方面的军事统帅曹真病重，魏明帝曹睿只好授命司马懿进入西线御敌，司马懿与诸葛亮首次正面交锋，蜀军大将魏延、高翔、吴班分三路出击大败魏军，斩获“甲首三千”（有人理解蜀军仅斩获魏方各级军官的首级就有三千），并获得大批战利品（玄铠五千、角弩三千多），后又斩杀曹魏上将张郃。这是诸葛亮历次北伐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后来由于连降大雨，李严担心无法完成军粮督运任务，便让人假传旨意诏令诸葛亮退兵。按理说当时蜀军在前线取得大胜，军中士气大振，本来不应该是退兵的时候。但诸葛亮接到“圣旨”后二话没说，很快把军队撤退回汉中。

　　诸葛亮去世后，前线蜀军一度发生了内讧。但由于后主具有相应的权威感召，军中混乱始终被控制在有限的较低范围。两支分裂的蜀军不是四下溃散，而是争先恐后地朝着大后方撤离，而且他们在撤退途中轮番上书后主，指责对方反叛，所谓“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邀交至”，表明双方将领对于朝廷的拥戴是一致的，后主对于军方争端具有无可争议的最高裁决权。正是因为这样，由魏延率领的先锋部队得知错在魏延后一哄而散，最后只剩下魏延和他的儿子。魏延后被马岱斩杀。

　　后主刘禅给后人留下昏聩愚蠢、不可救药的形象，除了演义小说的歪曲丑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人对蜀汉政权架构的误解。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皇帝出场往往会唱道：“为王驾坐在金殿，文臣武将列两班……”给人的印象是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亲自主持朝政，处理各种军政事务。
　　实际上，皇帝每天坚持上朝，亲自处理国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事情。而在秦汉时期尤其是在西汉中期之前，国家的基本权力设置是皇权与相权是相对分开。中国古代的皇帝，从法理上被誉为是天下万物之主宰，其权力无所不包、囊括一切，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从本部到外藩，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的，皇帝对于一应事务都有至高无上的裁决权。但是在具体的运作层面，因为天下事务实在太多，包罗万象、繁若烟海，皇帝一个人根本没法管、也管不过来。因此最初的权力设置是，皇帝在一般情况下只负责重大事务决策，而把大量具体而实际的权力交给以丞相为首的政务班子。皇帝的实际责任是每隔一定时间召开天子朝会，听取由丞相领衔的工作汇报，并对重大事务作出决断。天子朝会，有记载是“五日一朝”。而日常性的政务工作一般则在相府举行，由丞相主持并负责处理具体政务，所谓的百官朝会。按照大史家钱穆的说法：“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