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荆州经洛阳到陈仓（今陕西宝鸡），目前的公路距离千余公里。而当时最快的行军速度，司马懿急行军8天行进1200汉里（约合400公里）诛灭孟达，每天平均行进大约50公里；诸葛亮的山路行军记录是“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折合成现在的里程每天行进不到20公里。照此推算，张郃率军从荆州到凉州前线需要一个多月。魏方中枢在西线和南线之间反复调兵，军队时常要进行超远距离的跨区机动，说明他的防御战线过于漫长、占用的军事资源实在太大，以至于每逢战事，真正能够投入前线作战的兵力捉襟见肘。

　　魏军当时如此严重地依赖大将张郃，表明其真正能打硬仗的统帅级人物也少得可怜。后人看《三国演义》，时常痛感蜀汉方面在关羽、张飞等名将去世后将才凋落、后继无人。其实曹魏方面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进入三国中期，曹操手下大将乐进、于禁、夏侯渊、夏侯惇、张辽、曹仁、曹真等纷纷去世（于禁是被俘），曹魏方面也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将才荒。司马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机会并最后掌控局面。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特殊的政权文化，曹魏内部的各种叛乱从曹操时代开始便此起彼伏，到曹操去世后，曹魏皇帝为了避免形成新的隐患，对于同宗兄弟严加限制到近乎囚禁，有效解除了来自宗室内部的夺权威胁，但是曹魏方面的问题总是摁住葫芦浮起来瓢，随着宗室重臣先后凋落，曹家的皇帝却得不到同宗兄弟的护卫，结果权力很快落入异姓领军人物司马懿的手里，从而引起新的混乱。高平陵事迹发生后，北方频繁出现高强度的军事叛乱。因此，魏方在镇压内部叛乱上也耗费了极大精力，虽然拥有四五十万的常备军力、看起来无比强大，但是由于内乱外忧、所面临的威胁太多，军事力量总是显得左支右绌。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曾经说过：“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说明当年诸葛亮北伐已经对魏军带来空前压力，单凭西北战区的地方防御武装根本无法抵御，中枢只好调动中央军队东西奔命、疲于应付。

　　《三国食货志》作者陶无珍的儿子陶世龙（学者、作家）在《<三国食货志>编余感言》中说：“编完先父《三国食货志》“户口”这一篇后，这才明白，不仅於此，当时北魏虽已占据中原，幅员广大，但人口稀少，并不比西蜀强多少。”
　　应该说，蜀、吴联军轮番北伐，对于曹魏方面的打击是沉重的。魏臣杨阜曾经因此上奏魏明帝：“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就是说，蜀汉和东吴两方的联合攻击严重威胁到了帝国安危，导致十万军队在东西两条战线长途奔袭、疲惫不堪，关中和淮南边境几乎一天都没有消停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诸葛亮几次北伐征战中，曹魏军队没有表现出任何强势，反而时常显得精疲力尽、被动应付。

　　因此从整体上看，三国鼎立的态势形成之后，蜀、吴联军与曹魏军队基本均势，联军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胜利，曹魏方面也没有占到大的便宜。当然，这是诸葛亮时代的整体态势。进入姜维时代，国际局势再次发生变化，一度朝着非常有利于蜀汉方面的方向演变。
　　日期：2017-12-07 16:16:50
　　因此从整体上看，三国鼎立的态势形成之后，蜀、吴联军与曹魏军队基本均势，联军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胜利，曹魏方面也没有占到大的便宜。这是诸葛亮时代的整体态势。到了姜维时代，国际局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尤其是在北方的魏国，高强度的军事叛乱接连发生，境内弥漫着血雨腥风，形势一度朝着非常有利于蜀汉方面的方向发展。公元257年，诸葛诞在寿春起兵时，军力动员达到十多万人，东吴方面先是派出文钦、唐咨、全端等率领步兵、骑兵三万救援诸葛诞。后来东吴权臣孙綝又亲自统兵数万前来解围。魏方的司马昭则调集二十多万兵力用于平叛，几乎是倾兵出动。

　　在诸葛诞叛乱的各方攻防过程中，应该说司马昭率领的魏方军队形势是非常危险的。按照《三国志》裴注引干宝《晋纪》记载，在司马昭重兵围困寿春城的时候，诸葛诞心中窃喜，因为当时正值雨季，每逢雨季，淮河就要涨水，一直淹到寿春城下。所以叛军看到敌人在城下扎营，认为一下雨便会不攻而自破。可是偏偏这一年是少有的大旱，几乎滴雨未下。而东吴援军又接连出现战术失误，一部分被因在城中，城外吴军连连遭挫。等到城破已是第二年的年初，本来不是下雨的时候。然而当天就下了一场暴雨，后来洪水猛涨，把城外魏军的大营全部淹没。（原文：“初，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筑围也，诞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败也。及大军之攻，亢旱逾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围垒皆毁。”）

　　在北方政权内部发生严重混乱、蜀汉方面终于等到“天下有变”的情况下，姜维率领蜀军接连发起数轮进攻，却只在部分征战中取得局部的战役性胜利，而始终没有取得重大战略突破。多数人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蜀汉国力弱小、政治腐败，再加上姜维连年征伐导致政权不堪重负、民生凋敝。
　　这里又涉及到了蜀汉的政治、经济与民生问题。后世多数人依据的是《三国志薛珝》里的有关记载：公元261年,东吴使节薛珝在访问蜀汉归来时对吴主孙休报告说：“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应该说，吴使薛珝的这一报告基本符合蜀汉当时的实际情况。据记载，蜀汉侍中守尚书令董允死后，宦官黄皓与继任侍中陈祗“互为表里”，开始参与朝政。陈祗去世后，黄皓由于得到皇帝亲信而由黄门令而晋升为中常侍、奉车都尉。到公元261年薛珝使蜀时，宦官黄皓乱权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连重臣诸葛瞻（诸葛亮的儿子，时任卫将军、平尚书事）、樊建（辅国大将军、平尚书事）、董厥（尚书令）都无法铲除他的势力，诸葛瞻因此在阵亡之前发出慨叹：“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

　　日期：2017-12-08 09:22:28

　　因此，即使吴臣薛珝在出使蜀汉返回后写的报告真实反映了蜀汉政权基本情况，但这显然不是导致蜀军未能取得北伐胜利的关键原因。用现在的角度来看，蜀汉朝堂“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确实显得腐朽而了无生气。然而在当时的三国政治生态里加以比较，蜀汉方面的局面虽然已经不算清明但也绝不能说是糟糕透顶。因为在薛珝出使蜀汉的前一年（公元260年），北方刚刚发生成济弑君事件——司马昭的部下把皇帝都给杀了,已经远远不是政治腐朽的问题。这是曹魏方面的情况。东吴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当时吴主孙休在位，但他也是于此前不久（公元258年）成功除掉权臣孙綝，这才结束长期的内讧与杀戮。但是吴主孙休过于宠信权臣濮阳兴和张布，致命东吴朝堂也是污烟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