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卫”属于明朝军队编制一种名称，一个卫规定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管辖有五个千户所，再下面还有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卫指挥使为一卫的最高长官，正三品。人数上来讲，五千多人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不过按照职级，应该相当于军分区司令员。
　　事实上，这位司令员手底下并没有多少人，整个部族也不几百户而已。还有个严重的问题，虽然他已经归附大明，但族人大部分还在朝鲜。朝鲜王李成桂虽然自己是叛徒，但也不容许别人叛变。

　　预感事情不妙，雷厉风行的孟特穆没有犹豫，果断选择迁徙（跑路）。
　　既然走了，就不要再回来。许多言情小说、电视剧里，经常有这样的台词。孟特穆总这样来来回回，自然有人不爽——他的老对手“野人女真”。尽管孟特穆尽量避免争斗，最终还是意外陷入敌人重围。他奋力抵抗，怎奈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对于部族来讲，天塌了。族人要么战死，要么四散奔逃。
　　对于大明来说，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处理意见非常简单，换人。朝廷任命孟特穆的弟弟凡察为指挥使，代为管理建州左卫的事务。
　　然而，这个简单的决定却为一场纷争埋下了伏笔。

　　日期：2018-07-01 22:26:39
　　（8）
　　不久之后，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便是孟特穆的儿子董山（又名充善）。董山本来排行老二，结果大哥跟老爹孟特穆一起战死，自然成为家族兄弟中最年长的。在那次突围战斗中，董山虽然没有战死，却被“野人女真”俘虏，所以明朝廷换人时并没有考虑他。不过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董山居然被释放了。
　　其实这倒也没什么，毕竟卫所的长官本应由大明朝廷指定，并未规定要传给儿子。可问题是董山手里有一样东西，建州左卫的卫印，相当于现在的公章。那时的公章管理还比较严格，只能由朝廷颁发，民间不存在私刻印章的行当，不像现在造假那么方便。原来明朝廷任命凡察时，以为卫印已随孟特穆的战死而丢失，也懒得去找，干脆重新刻了一枚。
　　这下麻烦了，一个卫，两个印。
　　大明朝廷的第一反应是让董山上交卫印，打算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处理，由凡察接着干。可董山不干，多次向大明朝廷详细的阐述建州左卫的情况，表明自己才是最合法的继承人。这下朝廷有点为难，如果硬逼董山交印，恐怕难以就范；让凡察交，更不现实，他本人愿不愿意暂且不说，印章毕竟是朝廷发的，这等于打了自己的脸。
　　问题固然要解决，可脸面更重要。

　　不过，事情就这么拖着也不行，万一哪天双方撕破脸打起来，势必造成混乱。其实由谁来主管，对朝廷来说，无所谓。边疆安定团结，才是第一要务。本着这一原则，朝廷采纳特派调解员的建议，从建州左卫中再分出右卫。左卫由董山管理，右卫由凡察管理。
　　至此，最早的建州卫已经被一分为三：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这就是史上所谓的“建州三卫”。
　　旧印不用交，新印不作废，一人管一卫，看似皆大欢喜。
　　不过，同样的事放在不同人身上，结果往往不太一样。凡察非常满意，年年向明朝廷纳贡，只要不忙，肯定亲自带队去拜码头；董山不太满意，心里怨恨朝廷的处理太草率，说白了根本没把他爹的死活当回事儿。他心里憋着一口气，想给大明朝廷点颜色看看，无奈实力不济，只好隐忍。

　　既然不能为敌，总要争取点实惠。不久后，董山向朝廷请求开马市。
　　所谓马市，听起来像买卖马匹的市场，实际上啥都可以交易。它是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安抚政策的产物，一个以物易物的场所。比如像女真这样的民族，虽然战斗强悍，但生产不行，主要以原始的农耕、狩猎为主。手工业，几乎没有。天天山珍野味、牛羊肉，总有腻的时候。享受生活，还需要茶叶、调料、瓷器、还有锅碗瓢盆这些东西。
　　自己不能生产，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直接抢，要么跟别人换。
　　直接抢最简单，零成本，不过风险大，甚至要搭上性命。关键还不一定总能成功，一旦失败，可以说赔了夫人又折兵；跟别人换，虽然有所付出，最起码旱涝保收。
　　中原王朝为了防止自己总挨抢，也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交换。
　　于是，马市应运而生。在通过它，女真人可以拿马、牛、羊等牲口，或者野生动物的毛皮，又或者人参，在官府指定的地点，换所需的生活用品。

　　除此之外，大明的马市还有个更重要的功能，朝廷会根据来市的少数民族首领职位的高低，另给不同的抚赏。既能换物，又能拿钱，何乐而不为。董山的部落沾了马市的光，生活稳定，人口持续增长，一派繁荣景象。
　　人的痛苦来源于欲望不能满足。
　　而仇恨，又是一种没有被满足的欲望。
　　从这个角度讲，董山非常痛苦，因为他一直想要报复。
　　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
　　大明朝廷出事了，而且出了大事。
　　日期：2018-07-02 10:04:24
　　（9）
　　事情的原因似乎有点说不通，也源于马市。

　　我们刚才说过，马市对于处理少数民族关系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那么，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出问题呢？
　　因为我们之前忽略了一个细节，就是交换的基础。现代社会的交易，或者所谓的契约精神，它的基础原则是平等。大明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换，看似以物易物，公开、公正、公平。可事实上，并非如此。问题关键在于，定价权。
　　以物易物固然简单，但也得有个标准。少数民族带来的东西在马市究竟如何交换呢？
　　具体操作方法：以马为例，将其分出等级，每个等级定不同的价格，一般用大米、布匹、手工制品这类东西结算。
　　然而，每个等级到底给多少东西，大明朝廷说了算。

　　刚开始还好，尤其朱元璋、朱棣时代，大明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畜牧业也不怎么发达。国家打完了外战打内战，对马匹（战马）需求量比较大，给出的价格自然也高。到后来，随着生产恢复，国家安定，需求量明显下降，价格也越来越低。
　　当然，除了官方定价，少数民族也允许跟当地老百姓私下交换，比如换点农具啥的，不过可惜，价格也提不上来。这倒并非大明百姓故意刁难，确实是纯市场经济的因素，供求关系决定的。
　　随着边疆马市逐步开放，来内地交换的畜牧产品也逐年增加。可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毕竟有限，何况当时烧烤行业也没像今天普及，长此以往的话，恐怕“天苍苍，野茫茫，满城上下尽牛羊”了。
　　因此，老百姓对交换的热情也不高。热情下来了，价格也随之下来了。周围的少数民族难免有些情绪，但也没有办法。买卖是大明朝廷开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能讲价，爱换不换。用现在时髦一点的说法，有点类似于寡头垄断。只能说明当时的大明帝国够强，一般人也不敢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