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可以用惨烈哀嚎，争相厮杀来说明，旧唐书新唐书说了隐太子和巢王应该是走到玄武门遇难的，但是问题来了，二人死后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这个问题看到没，既然太子元吉没带人，东宫和齐王府怎么会知道玄武门之变的缘由，当然真实缘故已经被篡改，我们不得而知，还有死后敕封的巢王，生前为齐王的李元吉怎么会马上张弓，再三不彀。难道弓箭出问题了，手忙脚乱肯定不可能，好歹李元吉也是经历浴血混战的，怎么会如此怯敌，我更赞成一些学者所说的，这把弓被秦王府做了手脚。

　　为什么我要说我不得而知，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最初编写的，最初编写唐史的人是褚遂良+刘泊：
　　《旧唐书·列传30》——其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
　　《新唐书·列传30》——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刘洎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有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

　　我们可以发现旧唐书和新唐书，新唐书多了句太宗的真心话，褚遂良和太宗的对话可以如此翻译：

　　黄门侍郎刘泊说：
　　总之先前的话是太宗说“你知道起居，记录什么事，大部分人你能看看吗？”褚遂良答到：现在的起居，古代左、右史，书的人你说的事情，而且记好，以此为鉴诫，希望皇帝不作非法。没有听说皇帝要亲自观看史。”褚遂良看到了太宗看史是不怀好意，于是乎赶紧婉拒，太宗看到自己的想法被识破了，说出了“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的吗？”褚遂良说了一番话“守道不如守官，我的职责是编写，君主一举一动都记。”而黄门侍郎刘泊或许是觉得补刀补得不够狠，又说了句，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要记，这时候太宗直接表示了：我行有三：一，借鉴前代的成功和失败，以此为借鉴，二，进好人，共完成政治；三，疏远小人，有接受谗言。我不能坚守而不失，也要史书不能写我厌恶的。

　　尤其是后一句：史书不能写我厌恶的，因此可以想见，褚遂良、刘泊编写的史书是没有加了太宗粉饰太平的那些字眼，其间相信也记载了玄武门之变的惨烈，隐太子和巢王的冤死，还有就是高祖的冤屈，这些都不是太宗喜欢的，因为他希望编出的是自己高大上，而兄长荒淫无道，弟弟卑鄙无耻，高祖糊涂的一面，于是乎褚遂良刘泊就没能写的下来，接下来编写唐史的就是房玄龄，房玄龄都知道是个胆子很小又善于揣摩上意的能臣，由于他比较圆滑和随机应变，所以房玄龄不为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所喜，觉得他没有原则，是属于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绝对的墙头草。

　　房玄龄这样就是因为他有个彪悍的妻子，这个人还因此爆出了吃醋的典故，正是因为房玄龄如此惧内和他的才学，他才成了编撰唐史史书的最佳人选，于是乎唐史基本就走了下坡路，但是房玄龄很圆滑，他编写时保留了部分原来褚遂良的话，于是乎隐太子的记录才会出现如此前后风格大异的情况，根本就是不同的两群人编写的，结果自然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房玄龄编写的如同他本人一般惧内，而且尽量都是小心翼翼，褚遂良写的就不同的，大气而且词语非常的犀利，如同他在高宗朝讽刺高宗子纳父妾时的大义凛然，其实这才符合他的个性，但可惜得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经过房玄龄润笔后的唐史，褚遂良编写的唐史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

　　日期：2017-10-24 09:01:08
　　还有一点就是高祖在玄武门之变的印象是什么，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而且还玩乐的形态，等报备时才注意到，我觉得这是太宗在隐瞒一件事实，那就是西游记中曾隐约提到：囚慈父于后宫，而这个最初源于《唐太宗入冥记》，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在贞观政要里说了一件事，那就是篡改唐书的理由：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也就是说太宗还是对付褚遂良时的那套台词，但是得到自己不想要的答案后，太宗很生气的说了句：“卿可撰录进来。”而我们说过房玄龄比较圆滑怯懦，没有褚遂良那种气度，于是乎只有遵旨，我们看到的就是前后不一样的版本，有时候李建成直言纳谏，刚正不阿，有时候又荒淫无道，昏庸至极，很简单是两个人写的肯定不一样，那么太宗最想看的是什么，自然是“六月四日事”。
　　那么为什么太宗要这么不遗余力的如此丑化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自然而然是为了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拜托负罪感的折磨，告诉他人：诛杀建成、元吉的行为并不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杀戮，而是一种锄奸惩恶、济世安民的义举！
　　只有这样太宗才可以拜托负罪感，虽然他可以如此自动催眠，但是一件事，那就是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所叙述的一件事，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编造建成、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罗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对质的故事，实际是为建成、元吉鸣‘冤’。”
　　可见，在当时的敦煌人看来，太宗那些东西根本瞒不住人，由此可见，这个唐代写本虽然体裁近似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但是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却不可等闲视之。换言之，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蕴含的寓意。
　　期间这么一番话：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