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2-05 10:36:05
　　1.驳李希凡论《水浒全传》
　　李希凡老先生为岳麓书社出版的《水浒全传》作了一篇前言，分四个小章节，对《水浒全传》作了简明扼要的点评。从小说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的思想价值、历史意义都作了解读。很全面，站位也很高。但是，其中有部分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一、李先生认为《水浒全传》一开头，把高俅发迹一段小故事作为全书的引子，“概括地表现出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并且引证了金圣叹那句著名的话：“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笔者认为，施耐庵描写高俅发迹一节，并非是要概括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而是小说情节开展的客观需要。而概括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应该在全书最前面的一节“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这一回里，作者就已经交代了起义的政治背景：四帝仁宗时，京师瘟疫盛行，统治者不务实考虑怎么救治灾民，只顾务虚请什么会变戏法的张天师来做什么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这看似搞得很隆重，其实于瘟疫于灾民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并且，正是因为派洪信去请张天师，才放出了一百零八个魔王。

　　史料记载，宋仁宗统治时期是北宋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历史发展就是有这样的规律，跟价格规律差不多，到了鼎盛时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典型的，清王朝到了乾隆后期就日渐衰败了。北宋政府到了四帝仁宗后期也开始走向衰败，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社会矛盾，但是各种问题已经开始露出苗头。到了八帝徽宗，所有的社会矛盾一下子爆发，各地起义军、占山为王的蜂拥四起。

　　二、李先生在论述梁山好汉出身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有封建政权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在不堪官府压迫下参加了义军的行列……”这话不完全对。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里面的确有很多小官吏、小军官、中小地主。但是，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不堪官府的压迫主动参加义军行列。恰恰相反，很多是被梁山上的领导用了很多阴损的招数给赚上山的，是被迫的。很典型的，小官吏有美髯公朱仝，李逵惨无人道斧劈小衙内，绝了朱仝的后路，没办法，朱仝才上的梁山。小军官有双鞭呼延灼、大刀关胜等，他们是被梁山用计活捉了，没办法，为了活命投降的。中小地主有扑天雕李应、玉麒麟卢俊义等，这二位就更是被那个号称智多星吴用的出的损主意给赚上山的。

　　三、李先生认为《水浒》是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极少有的歌颂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文学杰作。对这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纵观全书，看不出作者哪里表现出了对农民起义的歌颂。恰恰相反，倒是有两处能看出施耐庵对农民起义是持否定态度的，至少是不抱信心和希望的。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

　　杀富济贫是值得歌颂的，但是，我们看一下梁山好汉的勾当：若是上任官员，箱子搜出金银，全家不留。这就是只求金银，不问青红皂白。“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广积钱粮害民的大户固然可恨，可是梁山抢了害民大户的钱粮，并没有分发给被害的民，而是“公然搬取上山”，实际上，这与那些害民的大户一样可恶！不仅如此，他们把这些粮食抢了来，害民的大户们还会再去抢百姓的粮食。这与他们抢了百姓的粮食并没有分别，最终受害的还是百姓！

　　再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李逵寿张县乔坐衙。
　　施耐庵刻意描写这一段，正是要表明自己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是否定的。李逵坐衙，是他对农民起义成功当政之后局势的一种预判，并不会比眼下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好到哪里去；相反，可能会闹出很多闹剧来。李逵坐衙时有这样一个场景：他要审案子，可是没人敢告状，他就让公吏们找两个人来假装告状，说道：“我又不伤他，只是取一回笑耍”他坐衙的目的不是为了百姓伸冤，而是取乐子，“只是取一回笑耍”。像这样的人当了官，情况会有多糟？很难想象！即便是封建地主阶级里的官老爷们，即便是一些贪官污吏们，也不会拿坐衙当做是“取一回笑耍”。古今中外，有多少农民起义搞起来之后，人民群众的生活反不如前，比如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可见，施耐庵对农民起义并不抱希望，所以，他才最终让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受了朝廷的招安，归顺了朝廷，为国家出力。

　　日期：2018-02-06 08:56:36
　　2.再驳李希凡论《水浒全传》
　　昨天，作了一篇《驳李希凡论〈水浒全传〉》。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老先生的这篇文章，感觉仍有很多地方值得质疑，再提笔，作了此篇，与读者诸君分享！
　　一、李希凡说施耐庵通过描写鲁智深、林冲、杨志三位好汉上梁山，“反映了徽宗王朝统治的危机”。
　　笔者认为，此三位好汉上梁山，并不足以反映赵佶政府统治的危机。先说鲁智深，他是要英雄救美，替美女金翠莲出头，才打死了镇关西郑屠，摊了人命官司，所以才流落江湖，最后上了梁山。并非是宋徽宗政府怎样欺压他，他忍无可忍才选择了造反的路。
　　再说林冲，相比于其他上山的好汉来说，他算是一个被官府逼上山的比较典型的一个。不过这么说也不确切，准确来说，他是被高俅逼上梁山的。因为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看上了林娘子，高俅就设计陷害林冲，林冲一忍再忍，最后忍无可忍，雪夜上梁山。这是他和高俅父子的个人恩怨，高俅并不能代表宋徽宗政府。所以，也不能说林冲是被徽宗政府逼上梁山的。
　　至于杨志，就更谈不上是为徽宗政府所逼迫了。他先丢失了花石纲，犯下了大罪。不知悔改，反而还要花钱买官，被高俅赶出了殿帅府。平心而论，高俅这件事情做得很公正，你犯了错误，不马上来自首，现在又花钱打点，这样的人，怎么能重用！用高俅的原话讲就是：“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为用。”很明了，高俅是秉公执法，是杨志这个人人品有问题。徽宗政府已经很大度，赦宥了他的罪名。他后来上梁山，更不是徽宗政府逼迫的，而是被晁盖、吴用害的，跟赵佶半点关系都没有！

　　综上，李先生认为作者描写三人上梁山，反映了徽宗政府统治出现危机，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赵佶政府腐败无能，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说这三个人上山就能反映出来，是小题大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