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道是以迷信形式建立起来的组织，（主流说法是宗教组织，其实不是，太平道离宗教还有段距离，最多只能算具有宗教的雏形）自身对东汉流行的图谶、五行、三统等神秘文化就非常迷信。其提出的造反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一个跳大神的神汉想出的口号）就是根据五行学说来的。前面两句是按五行学说来的，汉为火德，火生土，替代汉朝的为土德，而土为黄色，所以要说黄天当立。以黄巾为标志，也是这个原因。后面两句是起事的时间，写得明白无误。起事后，张角、张宝、张梁分别自称天公、地公、人公将军，则是依据天、地、人三统理论来的。（东汉图谶、五行、三统等神秘文化盛行并深入人心，上至皇室，中至公卿，下至百姓，全都深信不疑。曹丕第一个年号黄初，孙权第一个年号黄龙都是因应这些理论的。只有刘备没有用过类似年号，因为他自称是继承汉朝的，想用也不能用）选定在甲子年甲子日也是根据这些理论推导出来的。（传周武王于甲子日灭商纣王，张角是想以武王自居吗？）

　　黄巾民变是中国唯一一次有全国性组织，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的民变，其他的民变都是在一个区域里爆发，然后向其他地方流动。

　　日期：2017-04-18 14:18:14
　　同时也是中国历代最蠢的一次大规模民变，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张角早就具备了起事的能力和条件，但他偏偏要拖延到184年，还深恐朝廷不知道，派人到京城到处涂写“甲子”标语，传播“岁在甲子”的口号。同时在183年令大方弟子马元义带领荆州、扬州数万信众向洛阳和邺集结。马元义在洛阳大肆活动，收买、联络包括宦官在内的朝廷官员做内应。与封谞、徐奉等宦官信众约定，里应外合攻占皇宫。张角兄弟则攻占冀州邺城。
　　筹划民变从来都是秘密进行，哪有如此满世界嚷嚷，唯恐别人不知道。一个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有着二十多万人的全国性组织，不可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数万荆州、扬州信众向洛阳、邺流动，也不可能掩人耳目。事实上，朝廷早就对此有所耳闻。司徒杨赐、卫尉刘宽、司空张济、御史刘陶（此人可称汉末第一狂人，永宁期间【公元155-158年】曾上书直接指责桓帝，后世唯海瑞可比）一起上陈灵帝，揭示张角有谋反迹象，应该赶紧捕讨，断绝暴乱的源头。灵帝没有听从。熹平晚期，刘陶再次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连名上书，请求抓捕张角等人，可惜灵帝再次不从。

　　数万人的流动，长时间的等待，难免出现意料之外的事情。果然，起事前一个月，发生了告密事件。
　　张角被迫提前起事。184年二月，全国七州二十八郡同时爆发黄巾民变，部分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朝廷。
　　汉灵帝先布置防御。升因唐周事件立功的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于都亭，镇守京师；在通往洛阳的各个关口，函谷关、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设置都尉驻防；下诏各州郡备战严防。
　　然后布置围剿。起用卢植为北中郎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各持节，（汉晋制度，持节表示受皇帝之命，同时具有先斩后奏的特殊权力。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使持节可以诛杀中级以下官吏；持节可以杀无官职的人；假节可以杀犯军令者。另有外交符节，作为外交凭证，如苏武牧羊时所持的节。所谓节，就是一根竹竿或木棍，上面缠上牦牛牛尾毛）调发全国精兵分击黄巾军。卢植与其副手护乌桓中郎将宗员负责围剿冀州及北方黄巾军；皇甫嵩与朱儁各率一军负责围剿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黄巾军。政府军主力由北军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三河（河东、河内、河南）的将士组成。同时也临时招募了一些精壮士兵。

　　皇甫嵩接任时提出了个条件，要求解除党禁，拿出皇宫钱财及西园良马赠给军士，提升士气。（比较正直的宦官吕强也于此时建议灵帝解除党锢，以如不解除，党人会与黄巾军勾结为理由）汉灵帝照单全收，大赦党人，让十常侍各捐数千万，出西园良马，要求各公卿也捐出马、弩等军事物资。同时让公卿推举将领子孙及民间有军事才能的人到公车署面试，选拔有能力者领兵从军。

　　具体的征战过程这里就不说了。到十一月底，黄巾军主力基本被歼灭。张角病死，张梁、张宝战死。但余孽尚存，如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李大目、左髭丈八、苦蝤、刘石、平汉、大洪、白绕、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势力小的有上千人，势力大的甚至有数万人。（史载张燕黑山贼百万人，应该是将非战斗人员的随军家属计算在内了，有百万兵马的话早就把汉朝给灭了。黄巾军最盛时期的三十六方也没有百万将士）。但这时的黄巾军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各自为阵，有时互有配合而已。对朝廷不存在致命的威胁。

　　日期：2017-04-18 14:21:21
　　黄巾民变和中国历次农民民变一样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先期组织、起事、争战，攻城略地，席卷州县，看似威风八面，前景灿烂。但很快就会因自身政治、军事才能的低下，迅速被回过神来的政府军所镇压。就拿黄巾军来说吧，起事前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纲领，就是个取汉朝而代之的口号，连个等贵贱，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承诺都没有，怎么来凝聚大众？战略战术上也无能，第一次是以坚城作战为主。这明显是业余农民军的短板，只能是守着挨打。第二次吸取了教训，以流动作战为主，但又缺乏相互配合，也没有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军队走到哪儿，随军家属就跟到哪儿，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包括耕牛、农具。如此多的累赘，怎么行军作战，只不过是改固定挨打为流动挨打，同样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农民民变冲击、削弱了朝廷的力量，有实力的军阀、豪强、有野心的文臣武将会迅速地利用这个机会来夺取政权。或者是直接组织军队起事，（如刘邦、项羽、李渊）或者是加入农民军逐步夺取农民军队的控制权，将其据为己有。（如刘秀）纯粹由农民民变起事成功的只有朱元璋，但也是因为其招聚了以李善长为首的大批文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取得了政权。就像李自成如果没有李岩等文人的帮助，改变政治、军事作风，才咸鱼翻身夺权成功。（李自成是驿卒，还不是纯粹的农民，就像刘邦是亭长一样，都算是朝廷低级公务员。）

　　把民变说成起义，甚至夸大到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纯属意识形态的需要，就和说历史是必然的理论一样，是政治，不是历史。中国的民变都是以取代现政权为唯一目标，从来没有想过要对现行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民变的原因多数是在实在活不下去了才铤而走险，只为了有口饭吃。因此，他们的行为并不比官兵善良，一样的烧杀抢掠，勒索富豪，胁迫百姓。所过之处的城市、农村都遭到极大的破坏，生产力下降，人口下降。黄巢、张献忠等杀人如麻，嗜血成性。李自成前期也乱杀无辜，后来李岩、牛金星等文人加入后，提醒李自成要成大事就不能这样做。李自成才加强军纪，约束部众。但其夺取北京后怂恿部属勒索百官，同样是草寇的心态和行为。以至激怒吴三桂，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就逃跑了。唯一取得成功的朱元璋，则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把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推向了极致。这不是正义，也不是历史的进步，反而是退步。黑格尔曾说中国两千多年没有历史，这话听上去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起码从社会体制、政权运行的方式、民众是否拥有政治权力等方面来看，中国自秦汉至清晚期都是在原地打转，没有进步，只有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