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宝钗影射满清的地方还有许多，在这里笔者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在《红楼梦》的作者的笔下，宝钗是一个外表很“冷”，冷得像“雪”，内里却很“热”，热到生“毒”的程度！而且宝钗的“热毒”是非同一般的，不是受一般风邪引起的，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这说明宝钗的“热毒”是一种先天顽症，只能在发病的时候吃一丸“冷香丸”来缓解一下。

　　而满清政权呢？也同样如是。其来自北国的白山黑水，终年积雪。然而这个政权却是十分的“热毒”、狠毒而无耻、杀戳成性。但每隔一段时间，满清政权就会稍稍收敛一点，做出一副怀柔的样子来。这样的举措也巩固其统治，吸纳了许多原本郁郁不得志的士大夫们。这些士大夫们为满清政权的稳固出谋划策，竭力扑灭中国人民反抗的怒火。但这些怀柔的举措虽然暂时收买了人心，但满清政权的本质仍然是“热毒”的！

　　最后，我们再从宝钗和黛玉的身材对比来看一下。宝钗丰腴而黛玉瘦弱，宝钗健康而黛玉是个病怏子。其实这也即是在影射满清政权是一个健壮发展的政权，而大明王朝病入膏肓，瘦弱不成形！
　　作者用宝钗这个人物形象，十分巧妙地影射了满清政权，正可谓是鬼斧神工之作，非大手笔不能作！甚至可以说，《红楼梦》这样的写作手法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在全世界也是绝不可能复制的！
　　日期：2017-04-03 18:03:36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
　　——宝玉为什么不喜读书

　　稍微了解《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宝玉是最不喜欢读书的。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d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宝玉为什么除了“明明德”之外，别的书都不喜欢读呢？
　　主流红学家们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作者思想进步，不想和上层统治者打交道，不想走读书上进的道路。
　　这显然是拔高了作者的思想，在清中叶不可能有这样的进步的思想家。即便是明末几大思想家，比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他们也都是有着很深刻的思想，但并不排斥科举考试，也都努力读书仕进。

　　红学家们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放到清中叶去考证，当然会觉得很是突兀。一旦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放到明末清初的这个“白骨如山”“虎兕相逢”的这个“末世”来讲，一切便也都迎刃而解！
　　宝玉所说的“明明德”其实即是指“四书”中的《大学》这一篇。《大学》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后被单独抽出来成为“四书”之一。
　　《大学》的开篇是这样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由此可知，《大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讲怎样“明明德”，怎样“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君子”的个人修养和家国天下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思想，正和顾炎武先生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谋而合！
　　作者显然认为除了《大学》这本书和“天下兴亡”有关外，别的书都没什么用。而明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党争”， 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除了王阳明的“心学”，明末士大夫们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即是程朱理学。但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满清的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面前，有时候是那样苍白。
　　而这也正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悲凉的呐喊，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心、理、性、灵空谈之学”，读多了，反而把人给读傻了，陷入了意气之争，误国误民。
　　为什么作者要借宝玉之口痛骂那些读书上进之人为“禄蠹”呢？这其实也和满清占领全中国后，为了收买人心，恢复科举考试。
　　满清统治者兴兵入关后，为了笼络和网罗知识分子，顺治元年宣布沿袭明朝惯例，按期开科取士。顺治二年在北方数省举行乡试，录取了清朝首批举人；顺治三年在北京举行会试，录取了开国的首批进士；四年又加行会试，多取江南文士。
　　顺治二年的首期乡试，绝大多数读书人秉持着民族大义，坚决不肯为清廷效力，只有极少数败类厚着脸皮参加了。由于人数实在太少，清政府就把这些些去参考的汉族士人全都录用为官。
　　这样一来，许多不够坚定的士大夫们也就眼红了。以后满清再次举行乡试时，去的人就多了。而清廷也乐得见到这样的情形。顺治一朝十八年，共开八科，录取进士二千五百九十一人，其录取频率和人数，都要远远超出平常年景的三年一科！
　　这些个读书人，为了争做清廷官员，一个个都挤破了脑袋往里钻，甚至还出现了接二连三的科场舞弊案。据清初大诗人吴梅村记载“壬辰（顺治九年，即1652年）权贵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

　　顺治九年的舞弊案还不算什么，闹得最厉害的，是顺治十四年的丁酉（即1657年）科场案。此案因考官纳贿而起，株连人数之多，对全国震动之巨，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实属罕见。清廷对这次舞弊案的处理方式是大开杀戒，不但受贿的考官和行贿的考生立即处死，还株连亲属，父母妻子全遭流放，惩处异常严厉，酿成了有科举以来空前的大惨案！光处死的考官即有十七名之多！如果不是这些读书人一门心思想着为异族政权效力，何至于会发生这样的舞弊案呢？

　　（清初读书人对科举制度的趋之若鹜。）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科举大案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出现了一位“张铁生式”的人物——吴兆骞交了白卷。吴兆骞是江南大名鼎鼎的名士，号汉槎，江苏吴江人。平常大家都认为他的文章“惊才绝艳”，考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这次顺治皇帝亲试，他却交了一张白卷。于是舆论大哗，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吓得提笔忘字了；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笔者认为是他见当时的考场有无数手持兵器的士兵，整个考场如同刑场一般，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侮辱。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本就对满清入关大肆屠戮生灵不满的他心中亦是十分的愤怒，于是作出的这样的惊人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