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区包括多功能运动场，以及沿运动场呈逆时针旋转的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基地兼校办工厂和综合楼。
　　建成没几年的综合楼，是校园里唯一一栋看得上眼的建筑，主楼十二层，副楼七层。主楼六层以下全是教室，往上三层是计算机培训中心，顶层是由记者协会和主持人协会一起操刀的广播站，中间两层空着，走廊入口处的不锈钢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架设在综合楼顶的一组以学校名字作为形状的铁框，白天像一条大蛇的龙骨，夜幕降临，则发出缺笔少画的黄光，成为河西大煞风景的一个样本。

　　据说，综合楼没有建成之前，学校的招生工作一筹莫展。建成了之后，请国务院的某某某题写了一个新的校名，这才扭转颓势。此事的真伪，看校门上方的署名便知。
　　总之，是一所二流大学，既没有名气，又没有竞争力，只要舍得扔钱，谁都可以进来。招生广告倒是做得半点也不马虎，有一段时间，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午间新闻一播完，它便亮相二十秒，宣称什么“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学环境，一流的办学水平”，只差没说这里就是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操一口不知所云的方言，食堂里的几个工作人员吝啬至极，管理宿舍的一个老头耀武扬威，统统都令人不快。

　　之所以进到如此令人不快的这里，是因为我爸爸不想让我步入社会。他认为我以未成年人的身份步入社会，肯定会做一些触犯法律的事。我在初中的表现也确实一直令他头疼，怪就怪在高中落榜后，居然陆续收到十三张中专录取通知书。我爸爸精挑细选了一张，然后握着一根扁担，把我撵进县汽车客运站，警告我说非来这里不可，连去李小龙国际武术学校练武功都不行，因为只有在这里待满五年，才能拿到专科文凭，和我舅舅的学历一样高。

　　日期：2016-07-19 10:13:49
　　第二章　青梅竹马
　　说说我家。我家很特别，特别得相信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吹胡子瞪眼的却大有人在。可都是事实。而且如果不将这些事实陈述出来的话，那么张娣就无从说起。
　　我爸爸是苗寨的一个农民，妈妈也是。两人有过一对儿女，可惜都在文化***期间相继染上“二号病”，夭折了。很多年以后，我的出生又夺走了妈妈的生命，原因是脚先出来，难产。
　　妈妈死得太冤枉了。这是得知她的死因后我的感言。因为她根本就不该生我。三十三岁，是一个高龄产妇，此其一。其二，苗寨没有医院和剖腹手术，只有剪生婆和草药。其结果，痛苦挣扎了一夜，断气的时候咬断了舌头。
　　若干年后多了一个后妈。后妈进门那天，抱起我，说喊妈妈，我只喊姐姐。她的年龄确实不大。后来听别人说，她是一只不会生蛋的鸡，这也是她嫁进我家的原因。人家是一个城里人，哥哥还是一个当官儿的呢。

　　那一年，爸爸三十七岁，后妈二十五岁，可谓老牛吃嫩草。
　　爸爸没有兄弟姐妹。奶奶生下第一胎后，爷爷的两颗**不见了，被一颗来历不明的子丨弹丨打掉的。爷爷当时的职业是土匪。
　　爷爷一共有三个哥哥。大哥跟随黄兴先生发动过武昌起义，北伐期间战死于九江；二哥在红四军里担任一个排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打响后的第三年，被坂田大佐的一架轰炸机炸飞了；三哥在国军某部充当一名不起眼的炮卒，1949年，跟着蒋介石跑去台湾了。
　　可能想到哥哥们在战场上都没有写下光彩照人的篇章，我爷爷才决定当个土匪。他是八面山的七爷，同解放军周旋多年，两颗**不见了才弃暗投明。
　　这些事迹，我爷爷口述的时候，我颇不以为然，家谱里记载着呢。
　　我们这个地方，穷山恶水，日本鬼子丢丨炸丨弹嫌浪费，内战又离得远，保住一本家谱算不得是什么难事。
　　家谱里还有关于我曾祖父的记载，说他是一个孤儿，在一个寺院里长大，聪明好学，还俗后考中了举人，和李鸿章在直隶一起同僚过，1898年，被慈禧太后派到南方当巡抚，万贯家私，权倾绿营。但他绝非趋炎附势之流，到香港的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开过会。武昌起义打响前，把乳臭未干的大儿子交给黄兴时说：“贤弟勿须抬爱，生死自有天命。”言毕，归隐山林，官宦生涯至此落下帷幕。

　　便是这样的家，一代不如一代的家。
　　这么着，即便是归隐山林，我家仍然风光了很久，约莫三分之一个世纪。
　　当时，我曾祖父在武陵山区搞到一栋豪宅，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正室和三个姨太太都搬进去了以后，又购置了一些土地。为了搞好关系，继了五姨太，芳龄十九，是个驼子，县太爷最小的千金，即我爷爷的生母。
　　除去上面这些人，还有一干丫鬟和小厮。张娣的先人，便在这干下人当中。其曾祖父，在我家专做一些收支登记入簿、撰写家谱之类的活计。后来，和一个丫鬟成了亲，生下的儿子是小厮，女儿是丫鬟。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传承下来。传承至今，张娣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一个丫鬟。可惜门第凋零，两人都是独苗。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家就没落了。在一次批斗大会上，我曾祖父背上背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大地主”三个字，被解放军拉去游了几条街之后，枪毙了。可能想到年事已高，他没有做任何形式的反抗。曾祖父死了以后，树倒猢狲散，查封宅邸，疏散下人，大洋充公，没收土地。我爷爷忿忿不平，上山当了土匪。下人们都卷着包袱走了，唯独张娣的先人留了下来，和我的先人一起，被逐出县城，长途跋涉了三天，到得一个木楼林立的地方，那里，便是苗寨。

　　后来的大跃进时期，文化***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先人死的死，走的走。两家人的嫡系，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原汁原味的主仆关系。

　　打从学会说话开始，张娣就叫我少爷。她的父母如此谆谆教诲，左邻右舍也见怪不怪。
　　改口叫我弟弟，是在她九岁我八岁的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兵那一年。
　　那一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她爹上山挖草药，从悬崖上摔了下来，英年早逝了。中午，她娘拉着她一起去赶集，说是采购丧事用品。晚上独自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张娣哭着告诉大家：“我娘跳天坑了。”
　　我爸爸请来几个道士，按照苗寨的风俗，盖雪蒲灯，敲花鼓，闹腾了两天。
　　第三天拂晓，死了的人被抬去一个名字叫做墓ZZ花的地方。墓ZZ花距离苗寨大概二十里的山路，是我们这里的苗人世世代代埋葬亲人的地方。那里四面环山，中间的樱花树受到苗人的保护，都是从秦代存活至今的参天古木。传说，樱花树的树根平日里汲足了尸水，春天来临的时候就在枝头开出白色的花朵，死之世界的人借助樱花的绽放感受生之世界的气息，灵魂便能够得到安息了。
　　葬礼结束了以后，张娣住进了我家，并且按照我爸爸的指示，改口叫我弟弟。家里的房间不够，后妈就安排张娣睡我的床，我则睡同一个房间的墙角里架起的一块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