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12-16 11:52:16
　　这样的政治情势变化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首先，凡事都有惯性，从仁宗时期“三杨”陆续入阁掌权，到万历十八年吏部摆脱内阁，期间内阁权力稳步上升直至领袖群臣已有近150年。再不合法的东西，如果已经存在150年，都会积累巨大的惯性，变成合法的。内阁首辅尊于群臣，是150年以来的既成事实，内阁侵夺部院权力也是150年以来的既成事实，皇帝虽然削弱内阁，却仍然不得不依赖内阁。因此，部院想依靠所谓祖制就轻易收回被内阁夺去的权力，自然不可能。于是内阁和部院之间的争斗也就此激化，党争从内阁扩大到外朝，党争所争的已不只是一个内阁首辅而已。

　　由于吏部主管人事，自然成了外朝之争的重中之重。由此，吏部和吏科成为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的必争之地。由各党轮番掌握的京察之权也就彻底沦为党争的工具。京察是明朝祖制，指对在京官员的大考核，孝宗之后定为六年一次京察，而在正德以后又形成制度，在巳年和亥年，也就是生肖的蛇年和猪年举行京察。由于京察涉及对在京官员的大考核，考核结果不合格的人会被降职、调任、勒令归家闲居、罢黜等。而且祖制，因京察所罢免的官员终身不得起复，也就是再也不能重新做官。这岂非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妙方法？

　　这样巨大的人事权力自然为党争双方所垂涎，进而滥用。因此，京察迅速沦为党争的工具。第一次爆发剧烈冲突的京察就是由东林党魁首，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参与主持的万历二十一年的癸巳京察，由于考功司是吏部四司中主管官员绩效考核的，京察实际由考功司具体执行，赵南星虽为五品郎中，却份量奇重。所以说此后日趋剧烈的党争，东林党实为始作俑者之一。
　　日期：2016-12-16 14:23:19
　　从万历二十一年东林党所主持的癸巳京察开始，历经五次京察，每次京察都上演了各党之间的激烈争斗，东林主持京察就大肆罢黜三党的人，三党主持京察就大肆罢黜东林的人，一直到天启三年东林党覆灭的前夕。每次京察都成为政治清洗的工具，双方矛盾愈发不可调和。党争从 “前东林时期”
　　的内阁之争扩大到整个外朝的官员群体，使得国家制度沦为党争的工具，党争的激烈化可见一斑。
　　而更为糟糕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党争又在另外一处开花，而这一处不是内阁，也不是部院，也不是科道，而是在体制外，在与庙堂相对的江湖。
　　就在癸巳京察之后，以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罢官为标志，明代的党争开始由朝堂蔓延到江湖。顾宪成依托自己在士大夫阶层的巨大声望，以讲学为方式大力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一批人互相唱和，议论朝政措施，点评在朝人物，并最终以东林书院为核心，吸纳了大量还未入仕的儒生、遭贬斥的官吏，形成了巨大的在野政治势力。
　　而相当多尚在朝堂的人或者与顾宪成有旧，或者政治主张相近，或者倾心于顾宪成的政治见解，也纷纷与东林在野势力呼应，结成了一股横跨朝野的政治势力，以图既掌握朝廷中枢权力，也掌控士大夫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反对派要以东林这样一个民间书院的名字来冠名给在朝和在野的官员，统一称他们为东林党。

　　自顾宪成下野开始，此后的二十余年，在朝的人进行党争时往往向在野势力寻求奥援，以求获得天下舆论的支持，而反对派也就势将党争的打击范围扩大到在野人士身上，原因很简单，如果不把你们也打下去，我只收拾在位的这些人有什么用？下野的官员不愿善罢甘休，试图从江湖指点庙堂，干预朝政，这就使得党争的矛头也对准了在野的士大夫。退休和归乡已经不能避祸了。
　　这样的党争愈演愈烈，到了天启三年，再次由东林党人主持京察，东林党魁首赵南星时任吏部尚书，那自然是毫不留情，把与东林为敌的齐党、楚党、浙党官员几乎一扫而空。三党早期的首脑人物如沈一贯、方从哲等经过五次京察的折腾，又被东林党以“三案（梃击、红丸、移宫）”为抓手整治，至此已纷纷下野，东林党以天启三年的京察为标志，成了党争的胜利者。岂料，祸福瞬间转化。
　　日期：2016-12-16 16:24:08
　　由于党争的日趋激烈，党争的品质和格调也日益低下，早期仍保有一些政治操守的三党温和派首脑人物被逼退后，剩余的三党势力和其他东林反对派日益激进，三党的党首从首辅一级的大臣变成给事中之类的小臣，持重的大臣离开之后，激进的小臣为了斗倒对手，病急乱投医。遂剑走偏锋，居然选择依附于刚得势的魏忠贤之下，形成势力庞大的阉党，对东林党展开凶猛的反击，使得明代党争达到最高丨潮丨。

　　至此，“东林时期”的党争又把内廷给卷了进来。宦官势力首次深度参与并且领导明代党争，部分士大夫沦为宦官势力的党羽，党争的手段也至此残酷无比，党争已毫无品质可言。
　　我们回顾“前东林时期”和“东林时期”两个阶段的党争，可以看到明代党争的范围在这一百年间日渐扩大，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党争的影响也从朝廷中枢扩大到地方和边镇，以至于辽东局势都受党争影响，大明至此已完全浸没于剧烈的党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