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秘史:探究史记背后真相,戳穿中国历史之终极阴谋与谎言》
第3节

作者: 扫地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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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孔子根据鲁国的史记,重新编写了《春秋》一书。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当时春秋代表一年,各国的史记都叫“春秋”。孔子编著的《春秋》,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不但在于其内容,更在于他所创立的一种写作记录历史的方式,即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司马迁说“约其文辞而指博”,“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他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历史贡献:“《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如果你没有看到我在前文中罗列的一大堆《史记》中提到的关于太史的故事的话,那么可能还会觉得司马迁对孔子版《春秋》的评价合乎一个儒生对于儒家创始人的评价;可是现在我们不免产生个疑问:只有乱臣贼子惧了?君主就可以不惧了?这不是把史书的功用片面化、低端化了吗?看起来是在推崇孔子的《春秋》,但结合司马迁的身份、对自己史官职业的无比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来看,司马迁对一部史书的评价维度,远不应该止于此。事实上,从他自己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宏旨来看,所谓“乱臣贼子惧”的评价,实在是明褒暗贬了!

  但司马迁的评价却也不失客观,因为孔子在编写《春秋》时的目的,就是维护君主、打击“乱臣贼子”的。关于君主之恶,他不想说——他毕竟不是职业史官,职业史官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他只是想通过编写或改写历史的方式,来达到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孔子说:“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他是这样的观点,你就不能指望他编写史书,能有像司马迁笔下的那些太史们一样的风骨节操。

  是的,正是孔子治《春秋》,开始违背了中国自古以来史官记事“可质诸天地鬼神,可无愧黎民百姓”的铁面无私的唯实传统。可以说,孔子是破坏太史制度的始作俑者,其以私心治史的做法,也是儒家取悦君权的“投名状”。

  日期:2014-10-20 12:01:39
  4.
  到了中央集权的时代,书写历史这个工作,因皇帝拥有了无上强横的专权,而变得格外危险,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汉书》的作者班固,就因为“私改作国史”被人告发而下狱,差点性命不保,幸亏他的作品很对皇帝的口味——这也是《汉书》为后世所诟病者,太阿谀皇权了——才被释放并被正式委以撰写汉史之重责。
  司马迁则不同,他太史令的身份职责之一就是为国家修史,所以这本身不会惹祸上身。最近几年有一种奇怪的论调,说司马迁写的《史记》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是因为太史令本身并非史官,所以司马迁“不专业”,这实在是“奇谈”。
  原因之一,以汉武帝之严苛冷酷,如果司马迁是像后来的班固那样私自作史书的话,那么汉武帝早就把他收拾了!何况,以《史记》言之,对汉景帝、汉武帝父子,实在是不客气,要不是独具风骨的史官行为的话,汉武帝和后世的皇帝能容忍?
  原因之二,在《汉书#司马迁传》里,很清楚地说明了司马迁作为太史令的职责之一是修史。有人根据《后汉书#百官二》里说太史令的职责没有修史,要知道后汉书写的是东汉的故事,写司马迁的当然是《汉书》更靠谱。

  日期:2014-10-20 12:02:05
  好了,让我们继续回到司马迁的时代——
  在司马迁的时代,太史令已经不复先秦时代的庄重荣光了。在写给任安的信中,他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可见这时候的太史,固然仍然可能是君王近臣,不过地位就非比从前了。
  但司马迁父子并没有妄自菲薄,他们想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做从前的太史令前辈们都没有做到的事——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他们或许心里认为,他们是有只对天地鬼神负责的著作权的,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

  看过史记的人都知道,汉文帝与汉景帝的篇幅,严重地不相称——前者在位23年,后者在位16年,但《史记》中前者的篇幅是后者的4倍,且对于汉景帝一章,几乎全然是“有事说事”(还包含不少天象异动的记录!这种记录通常都是大量出现在帝王不德或乱世时),太史公风格的品评描述,一概没有!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要知道,汉景帝刘启这个人,真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写的人!
  他是汉文帝的第五个儿子,汉文帝居藩为代王时,原代王王后生了四个儿子。后来汉景帝的母亲窦姬得宠,生下了汉景帝刘启。《史记#外戚世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后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
  这几句平淡的话包含着一个特大的偶然性:汉文帝即位后,短短几个月内,他的原来的代王王后所生的四个大儿子,相继死掉了!于是,第五个儿子,正得宠的窦姬的儿子刘启,就成为了“长子”,正位东宫了!
  日期:2014-10-20 12:02:43
  事实真的是汉景帝的四个哥哥都没有皇帝命吗?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不过让人纳闷的是——对于太史令司马迁来说,他自己生于汉景帝时代,按道理说关于汉文帝汉景帝的前后故事应该了解得很清楚才对,可是在《史记#孝景本纪》里,他又说汉景帝前面死的哥哥是三个!这样简单的事实也会出错吗?有人说,这是因为《孝景本纪》就不是司马迁写的。好吧,但这样的情形很多,难道对于这样简单的小问题,司马迁都搞不清楚,他糊涂如此,还能写出分门别类,上下两千年的皇皇通史?

  答案只能是,他有意为之!这种前后的矛盾,可能就是司马迁故意留下的“破绽”或者说伏笔,以待我们后人去破解!

  譬如汉景帝的这里,为什么汉景帝的四个哥哥都离奇暴毙呢?这会不会本身就是一个宫廷阴谋的结果?如果想到他的母亲窦皇后,出身自恶名昭著的吕雉的身边……莫非窦姬跟吕雉一样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刘启继位,就设计害死了没有母后撑腰的汉文帝的四个大儿子,汉景帝的上位本身就是个阴谋?这不是不可能,要知道后来的窦姬虽然没有像吕雉那样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但她也在事实上长期把持朝政,直到自己的孙子汉武帝继位后仍然不肯放权,对于敢于挑战自己的权威的人,不惜痛下辣手……但,这一切真是司马迁所不敢言者!但他可以通过种种“瑕疵”和“自相矛盾处”给我们留下他的疑问。

  至少他也还能够记载和评论那些铁一般的事实——
  汉景帝为太子时,有一次和吴王刘濞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堂弟下棋。下着下着两个人发生了争吵,太子刘启就抄起棋盘,将刘濞的儿子打死了。这个事告诉我们,刘启同学脾气不小很容易冲动,并且心狠手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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