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1000钱的价格，绝大多数人仍旧是缴纳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卖妻儿，甚者或自缢死”。宋孝武帝当政最后一年（464年），富庶的浙东数郡发生旱灾，朝廷不但无力赈灾，反而照旧收租。结果，灾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饿死者却是古代数倍（病未半古，而死已倍之），富庶的京师也是饿殍遍野……

　　西汉年间，皇权缔造了“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封建官僚站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其余的人都处在低端，顶层和低端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如果顶端的人选择了掠夺，所有的人同样会选择虚伪和卑劣，这才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提供创新空间，重大创新的历程必须依靠帝国全体臣民在点滴试错中积累。
　　刘宋时代，“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在江南一地。士族高门势力被迅速清洗，寒门素族以军功起家，十几年间占据了所有朝廷要津，也迅速把触角伸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从货币、土地到税收，皇权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异化为抢劫的工具。
　　不同于西汉的是，刘宋本就是一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国家时刻面对来自北方异族的挑战，根本没有前世的财富积累。皇权对财富的获取机由掠夺变为抢劫——不仅仅是对社会底层的抢劫，也包括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之间互相抢劫。刘宋皇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皇室，开国皇帝刘裕共有男性后代158人，这158人中有114人死于非命：子杀父者1人、臣杀君者4人、兄弟相残103人、为外人所杀者6人。皇室成员如此大规模自相残杀，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再未发生。

　　在皇权的逻辑里，权力才是真正的手足，只要有钱就会满街都是兄弟。一旦皇权开始抢劫自己的支持者乃至宗室，帝国就基本丧失了统治能力，强者在皇权之下都会沦丧财富，何况苍苍蒸民？
　　衣服破尤可补，手足断不可续！

　　日期：2013-01-16 20:36:34
　　全民高利贷
　　刚刚建立的刘宋王朝必须依靠封建官僚，又不能让封建官僚过分掠夺百姓。刘宋末年，宋明帝为了搞平衡、平民愤，经常对封建官僚施以残酷的刑罚，不但让人血本无归，还经常搞满门抄斩、虐杀之类的娱乐活动。显然，这不是平衡跷跷板的方法，如此，封建官僚和天下黎民都被搞的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无论是谁，要想彻底逃出这个循环，只有一个选择——自己成为皇帝。
　　刘宋右军将军萧道成为刘宋王朝出生入死，仍不见容于宋明帝，于是，萧道成选择了拉杆子造反。十年经营，公元479年，萧道成终于废黜了刘宋末代皇帝刘准，创立了又一个新王朝——萧齐。

　　萧道成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曾经发下宏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萧齐同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27年，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
　　关于萧齐王朝，我们同样从货币说起。
　　成功的货币制度都是相似的，一定会顺应经济发展需要；恶劣的货币制度却各有各的卑劣，无论大钱、小钱、通胀、通缩，货币改革的同一个梦想都是抢劫财富。
　　萧齐王朝仅有一次铸币记录，即永明初年所铸的“南齐五铢”。从出土文物推断，南齐五铢重量与刘宋四铢钱相仿，重量在3.5克左右。
　　同样重量的货币到了不同皇帝手里，却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刘宋王朝的四铢钱是类似于“大钱”的虚值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南齐五铢同样是一种“大钱”，却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货紧缩。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萧齐王朝只有一次铸币记录，南齐五铢铸造量相当小，所以，也就出奇的值钱。萧齐官价规定，一枚南齐五铢的官价可以换30枚左右完好的五铢钱，实际流通中，南齐五铢的抢劫能力又远远高出1:30的兑换比例。如果以南齐五铢计价，永明年间，一石米的价格仅为几十钱，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300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萧道成“黄金与土同价”的愿望。
　　物价下跌虽然可怕，更可怕的是，萧齐王朝维持了刘宋年间的货币税率。刘宋年间一亩地要缴500钱作为税款，萧齐年间仍旧要缴纳500钱。此500钱非彼500钱，物价下跌一倍，税款就多出一倍。刘宋永初年间一匹布的市价是600钱，永明年间一匹布的价格却只有100钱，凭空多出了5倍税款。
　　何况，萧齐官府只收未经减凿的钱币，税收又何止增加了5倍？
　　萧齐王朝一直在有意维持通货紧缩的局面，如果想打破通货紧缩，官府随时可以铸造大钱。因为，真正拥有南齐五铢的人是皇族和封建官僚，通货紧缩越严重，他们手中的财富就越值钱，靠货币掠夺财富的能力就越强。
　　黎民百姓确实没钱，税款缴不上怎么办？
　　答：高利贷。
　　日期：2013-01-16 20:37:51
　　南朝墓葬中经常可以看到借贷契约，令人惊讶的是，除了王公贵族的大墓，相当一部分小康之家的墓葬中也可以见到借贷契约。这些契约记载了借贷事由、时限、利率，借债者多是自耕农，一般数额不会超过30文，以半年为限，年化利率平均为200%，是货真价实的高利贷。
　　如果债务人到期无力偿还贷款，还可以延长归还期限（今天这种业务被称之为“展期”）。如果延期几次之后，作为抵押的田宅会被债务人收走——那应该是家中仅有的田宅。最后的结果，是债务人以自身作为抵押再次举债，自己沦为奴婢或者部曲。很遗憾，墓葬中的契约无一例外在债主生前都没有得到偿还，也许这些债务已经永远不可能被偿还。之所以这些借据被放入坟墓，是因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入殓之前要继续签字画押，人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已经死掉的人仍旧可以向阳世索债。

　　按货币经济发展程度推断，南朝货币总量当远逊于汉代；按商品化程度推断，南朝商品化程度又远不如后来的宋代。汉代、宋代当然也有高利贷存在，只不过，汉代高利贷者“子钱家”仅限于大商人，借钱的人一般也是王侯甚至皇帝，至于普通人，您就是想借高利贷，人家还嫌麻烦。宋朝小农高利贷最为普遍，但高利贷者是官府。
　　唯独乱世偏安的南朝，高利贷规模居然如此之广，实在令今天的经济学家瞠目结舌。《南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高利贷“子息滋长，督责无穷”，虽然“财物布在民间”却“为患遍天下”。当然，通常情况下高利贷会以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债务到期不能归还，债主就会夺其田宅，债务人则沦为佃农（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其一）。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高利贷利率有多恶劣，也不是失去田宅、沦为奴婢的百姓有多么悲惨，而是全民高利贷背后一个更为可怕的逻辑。

　　货币的本质就是寻找高收益、高回报，获得收益的渠道有很多种，为何大家都选择“以钱生钱”的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