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升、公孙述都是有去无回的土匪，只拿钱、不办事。东汉的创立者刘秀不一样，他是那种“有去有回”的土匪，也没有铸造“铁钱”。
　　至于没有铸造铁钱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铸钱，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人们用铁钱。
　　刘秀的地盘实在是太小，只局限于洛阳一隅，如果强行推动铁钱，怕连这块地方都守不住。刘伯升推出铁钱之后，刘秀也想铸造铁质货币，手下谋臣邓禹曾劝谏刘秀：将军想图一时之利，还是图万世之利？铸造铁钱只能图一时之利，您不能以“一时之利”坏了“万世之利”。
　　不能铸造铁钱、又造不起铜钱，刘秀只能放任民间货币私铸。
　　尽管私铸货币重量可能少些，与土匪的铁钱相比，还是私铸更靠谱些。因为，民间交易向来不承认铁钱，要想让钱花出去，起码得是铜币。在刘秀管辖的地方，谁有足够的财富，谁就可以私铸货币，绝对无人追究。
　　相对优秀的货币制度之下，洛阳一带成为西汉末年商品和粮食集散地，刘秀也把辖地逐步扩充到了河北、山东。这里要说，刘秀控制河北、山东，不是因为自己实力增强，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受灾最重、流民最多，谁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穷富，也不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强，滔天巨浪让所有财富都化为乌有。当洪水退去，官家豪强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留下了大片无主土地，也留下了“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等五十多只赤眉军。
　　这些队伍的名字听起来还蛮威武，其实，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流民。或者说，真实的“赤眉军”根本不是军队，大多数情况下是全家扶老携幼一起出动，官军只需要几百人就能打跑上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赤眉军”。王莽的军队之所以败给“赤眉军”，是因为“赤眉军”的流窜目标不是作战，而是吃饱肚子。
　　百姓就是赤眉、赤眉就是百姓，王莽既然不可能杀尽天下百姓，当然也就消灭不了“赤眉军”。
　　刘秀对付“赤眉军”的方法颇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觉，他向这些流民队伍宣布，自己将把山东、河北的无主土地分配给“赤眉军”战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亩。与纯粹的流民相比，刘秀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
　　有了土地，谁也不愿意四处流窜作案。结果，刘秀不但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也从流民中选拔强壮男丁充实了自己的军队。

　　随着实力不断提升，公元25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
　　刘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强，自然知道官府种种盘剥小农的伎俩。正是看到封建官僚体系对西汉帝国的危害，刘秀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宗庙，干脆不要官僚好了。
　　西汉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司徒、司马和御史大夫，刘秀虽然也设置了“三公”、给“三公”年俸万石的待遇，但是，东汉“三公”没有任何实权，所有事权都交给皇宫内朝的“尚书台”。如果硬套级别，“尚书台”最高领导大概相当于正处级，年俸不过六百石。建武年间，“云台二十八将”①之一的李挺担任司徒，由于没有事情做，李挺愤然请假一年。对此，刘秀非常高兴，马上准假，并赐给李挺黄金，让他在家安心养病。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秩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淮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国家税收，称帝之前刘秀在自己地盘上执行“十而税一”，称帝之后则恢复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对刘秀来说，他没有多少官僚需要养活、士兵都回老家种地了，自己也厉行节俭，确实不需要多少钱。
　　弥留之际，刘秀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我活着对天下百姓毫无益处，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汉文帝刘恒，我死之后一切务必从简，正部级以下官员不得守丧（按以往惯例，通常是全国守丧），不得将我的死讯传达至郡县。
　　《后汉书》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汇描述了刘秀的政策——“息民”。

　　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封建官僚的束缚，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是惊人的。建武年间，东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令人世人惊叹的“光武中兴”。
　　《后汉书》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天下再无征战，朝廷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人们再无徭役，乡间没有盗贼，村落里晚上也不用闭门；粮食连年丰收，家家殷富，牛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也不担心被人牵走。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代农作物种子与原粮产出比约为60-80比1，远高于西欧中世纪的4-5比1。
　　遗憾的是，尘封的故纸堆没有为“光武中兴”提供更多的证据，它的恢弘与伟大似乎只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非常幸运，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
　　与文景之治相比，东汉初年的墓葬数量更丰富，墓葬的主人也从大官僚变为民间富豪甚至普通百姓。今天，古墓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两千年的历史。
　　汉光武帝年间，人民生活逐步丰富起来。1973年，浙江海宁出土了一个东汉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画为我们描绘了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炊厨和舞乐百戏的盛况。

　　汉光武帝年间，畜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5年，湖南长沙3号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个养鸡坊模型：这是一个狭长的鸡舍模型，鸡舍中又有几十只鸡的陶俑，有的鸡站在室内、有的鸡则把头伸出窗外。这是养殖理论中典型的“圈养”，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动，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日期：2012-12-16 21:09:30
　　汉光武帝年间，会稽、江陵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刘秀讨伐蜀地公孙述，《后汉书》记载，刘秀就派出了数千艘几层楼高的战舰，可见东汉初年造船业之发达。长沙203号东汉墓的陪葬品中有一个长达150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装有宽大的舵叶，船舵也可以自动提起进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庞大的舰船。
　　汉光武帝年间，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当代，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广西、贵州都曾有大量的东汉瓷器出土，这些瓷器胎质白嫩、细腻致密，质量远高于元、明两代。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只有在1300度以上的高温中才能烧制到这种瓷器，至于当时东汉陶瓷业究竟使用什么技术才达到如此高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令人无比困惑的是，东汉如此发达的商品生产，却极少有官方铸币记录；刘秀一生仅在建武四年铸过一次五铢钱；此后，东汉12帝前后195年，只记载了两代帝王五次铸币，其中，四次是汉灵帝、另一次是董卓铸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