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富有、位居庙堂之高，却与市井之人争利！

　　百姓何尝愿意流离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边，封建官僚却借机征收苛捐杂税、无休止征发徭役，工商不得发展、农人不得安宁，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甚至会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随着“官商”势力成长，百姓在高压之下不断贫困、破产、失业，最终成为流民。
　　反方结论：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毫无止境的穷奢导致流民四起。
　　双方从现象入手找原因，盐铁专营既然已经进入了视线，第二个场辩题顺理成章就是：盐铁专营该不该废黜。
　　在桑弘羊眼中，盐铁专营自然是不能废黜的。桑弘羊为盐铁专卖找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辩护理由：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一旦武备松弛，匈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盐铁专营确实很赚钱，但是，这些钱的用途是为帝国筹措军费，用来征伐匈奴。鉴于此，罢黜盐铁官营，国家就会没有军费，等到匈奴真的杀入帝国心脏，纵有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是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西周之时天下承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
　　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没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就连唯一捐款者朴适后来也被汉武帝发配边疆。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赈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便会靠着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扶住百姓安居乐业（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
　　面对滔滔不绝的桑弘羊，贤良文学指责桑弘羊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那里来的铁器？（我理解，“鄙儒”的意思，好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
　　接着，“鄙儒”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
　　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您自己先富起来，现在您已经是“家累万金”。在您带领下、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以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吏不奉法以存抚，倍公任私，各以其权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

　　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专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利益，却看到了很多害处。现在，我们来告诉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靠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好比一个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却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方结论：一切的罪恶之源，都是盐铁官营。

　　日期：2012-10-17 09:29:17
　　既然盐铁之利搞得国破民穷，那么下一个辩题就是讨论应否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重农”是双方的共识，关键是否“抑商”？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主张放开商业，恰恰是贤良文学力主抑商。
　　桑弘羊指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桑弘羊提倡的并非民间工商业，他尤其看不惯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谁让你无权无势却过上比我更为骄奢的生活。
　　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的重商。
　　在汉朝之前倡导“重农抑商”的是法家，现在，儒家却开始提倡打击商人。贤良文学是儒家代表，所以，后世无数人指摘就是儒家这个“重农抑商”的思想让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
　　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官商”根本不是一个逻辑。“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辩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家中犬马声色不可胜数……

　　在贤良文学眼中，这些“官商”穷奢极欲，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第四个辩题就显得颇有深度了：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在这个辩题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题深入到“人性本恶”的讨论。桑弘羊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抚养自己的儿女，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
　　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恐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
　　为了论证自己的命题，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强国”之策秦国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终蒙恬一举击溃犬戎。商鞅主张“利出一孔”，国家财富应该集中于皇帝手中，财富分散于民间就会干弱枝强。再者，国家积蓄了足够的粮食，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百姓比国家都富裕，功名利禄就无法打动百姓；如果百姓过于强大，国家刑法就难以制约。但凡能赚大钱的行业，比如铸币冶铁，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强难以获得这些利润，当年的吴王刘濞就是靠着盐铁铸币之利对抗朝廷。如果将铸币、盐铁之利收于朝廷，无论价格贵贱百姓都不会产生疑虑，只有这样，一个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没有人敢欺瞒，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