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宁成是南阳地区的大豪强，此人勾结官府的方法很别致：专门搜集全国高官的黑材料，然后以此要挟官员。
　　宁成强抢土地，则与金融欺诈有关。他经常借钱给濒临破产的小农，很长一段时间不去追讨本息，甚至小农想还钱都找不到地方。一段时间后，宁成及其爪牙会突然出现在债务人家中，要求连本带利收回贷款，结果必然是抢占债务人土地。通过这种方式，宁成在南阳地区抢占了几千倾良田，他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几百个护卫，据说当地人宁可见到最凶猛的老虎，也不敢惹怒宁成（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土匪，碰到了同行出身的太守——义纵，演绎了一场真实版《让子丨弹丨飞》。
　　义纵本是抢劫犯出身，与鹅城“麻匪”唯一的不同，就是那张委任状是刘彻亲自签发的。面对来势汹汹的义纵，宁成根本没把他放到眼里，义纵进城的时候宁成也只是派人送了一顶轿子。
　　此后，义纵拿出了与“麻匪”相同的手腕，要求宁成缴纳剿匪费用；宁成缴纳了剿匪费用，暗地里却想借剿匪之机杀掉新任太守义纵。
　　获知消息后，义纵拿出了比“麻匪”更狠的手段，没有经过任何司法手续，甚至连调查取证都没有，义纵就给宁成扣了一个大帽子：宁成的房子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靠着这个罪名，杀掉了宁成全家及其团伙骨干，只有宁成孤身一人逃走。
　　在这个故事里，宁成死没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宁成的钱归了汉武帝，义纵自己成为当地豪强。另外补充一句，之所以用“义纵”作为例子，是因为义纵后来负责禁绝私铸货币，为此，他杀掉了成千上万的人。
　　杀戮豪强给刘彻再次带来一笔财富，然而，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安抚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何况，诛杀豪强也是有成本的，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聪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机成为豪强，同时还要清除朝堂之上的异己。

　　征和二年（前91年），汉帝国爆发“巫蛊之祸”，刘彻相信了酷吏的诬告：太子和举国官员正通过巫术将他置之于死地。太子被迫起兵反抗，最后，包括太子和皇后在内的一批皇族被诛杀。
　　“巫蛊之祸”背后的逻辑是：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就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
　　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
　　官吏一旦变成豪强，黑势力也就转成白势力，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又远远大于土生土长的豪强黑势力。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亡秦之迹昭昭在目，刘彻明白自己深深伤害了帝国经济，帝国统治行将崩溃。
　　征和四年（前89年），刘彻写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忏悔自己一生所为，立意停止对外征伐，希望帝国政策能重新回到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的正常轨道。在诏书中，刘彻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国库空虚，他要求朝廷罢黜那些伤害百姓、糜费天下的政令，希望军马能回到土地、农人能安心耕作……
　　一生醉心于权力的刘彻终于从皇权的黑洞中走了出来，盛世场景却已是昨日落花。这位时日无多的老人只得赤膊上阵，力图再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实现“禹汤罪己，其兴也博焉”。只是，历史没有再给这位强人机会，《轮台罪己诏》颁布后两年（前87年）刘彻薨，问题留给了继任者汉昭帝和他顾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时刚刚8岁）。

　　霍光和桑弘羊水火不容。
　　霍光是大将霍去病的弟弟、首辅宰相（相当于内阁总理），他希望坚持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放开官营、轻徭薄役；桑弘羊出身于富豪之家，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他坚持盐铁专卖、平准淮输。
　　昭、宣两朝，霍光才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①，他甚至废掉了汉昭帝的继承者，从平民之中把汉宣帝刘询直接扶上皇位。桑弘羊本是盐商出身，盐铁官营后成为全国最大的“官商”，一旦放开盐铁专卖，他就会失去所有权柄。
　　如何让西汉帝国走出亡秦之迹，霍光一定有过一番缜密的思考。

　　汉家天下虽然破败，却与吕雉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吕雉时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内的汉家人都很穷，外有匈奴、内有诸侯，内忧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强势分利集团，所以，吕雉能够顺利推行“耕者有其田”。
　　现在，封建官僚势力已成，要想废黜这些苛政，必须在舆论上做好准备，同时，霍光也必须找到新的同盟军。
　　霍青用来对抗桑弘羊的人，在历史上被称为“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也就是在野的儒生，他们没有官职，却是各地推举出来的道德楷模。在霍青支持下，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展开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大辩论——盐铁论战。
　　日期：2012-10-15 21:05:01
　　盐铁之辩

　　这场震铄古今的盐铁论战，正方第一辩手桑弘羊是从讨论行政级别开始的。
　　“贤文学良”是纯粹的民间儒生，没有任何官职。面对这些曾在自己脚下匍匐的草民，桑弘羊显得很有自信，他气势恢宏地说：官职级别不够高的人不可以言政，住着蜗居、没有粮食、穿衣破烂的人怎么知道国家政治，怎么知道县官要做什么？并且，桑弘羊在辩论中一点礼貌都没有，给这些对手起了一个有侮辱性的绰号“鄙儒”。
　　跟很众多辩论一样，双方辩题从剖析社会时弊开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
　　对此，桑弘羊给出的答案是：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个人智力水平，聪明的人能够拥有一百个人的财富，愚蠢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天子圣明，盐铁官营的利润可以周济穷人，怎么可能是盐铁专营的过错？
　　先帝（刘彻）怜百姓之愁苦，各地县官就像百姓的亲爹（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也），水旱灾害给他们衣食，为他们修水渠、劝农桑，难道因为爱民就可以让百姓不事稼穑？

　　正方结论：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想收获，总之，活该！（堕民不务劳作，其不耕而欲播，不种而欲获。饥寒及己，固其理也）
　　桑弘羊虽然承认了流民众多的现实，却又不肯承认朝廷施政存在失误。这种说法当然激怒了贤良文学，“鄙儒”用一个例证驳斥了桑弘羊：最聪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富比王侯吗？现在，富人一年内赚取的财富超过了普通人数代人、数百年的积累，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聪明人？
　　跟着，“鄙儒”把矛头指向了盐铁专营。所谓“盐铁官营”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经营盐铁生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位居高官，原有的盐铁商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为这些高官留下了广阔的盈利空间。此后，盐铁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钱为权力铺平了道路。这些人府邸却能占好几条闾巷：幽暗之处曲径通幽、开阔之地驰骋骏马、亭台之上素女抚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