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解我才知道，日本政府有专门的机构，专门收集中国政府出台的所有最新法律法规，并且会在得到这些法律法规之后，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所有相关的在华日本投资商那里。事实上，除了最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许多其他方面的有关中国的商业情报、政局情势、舆情等，尤其是在出现中日摩擦的敏感时期，在华日本人几乎都能及时收到最新的情报。这一点让我深深体会到，日本国民能从他们的政府那里享受到非常充分的服务。

　　当天的会议开了很长时间，起先，当中方管理技术人员得知白鸟手中居然有中国处理工伤事故的新旧版本的法律法规的日文版本时，有一种遭到突然袭击的感觉，很痛，也很不服气。可是随后听到白鸟关于事故调查的一整套方案后，不得不在心里暗自敬佩。原来在事故发生之前，大成公司已经做好了一整套的预案，一旦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立刻按照公司制定好的规则去逐一展开。白鸟手中的文件夹中，除了中国相关法律的日文之外，还有大成公司的《重大事故管理规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几乎是全体人员听白鸟讲解大成公司的《重大事故管理规定》。

　　漫长的会议终于结束了，由于开了一阵天的会，我的嗓子几乎嘶哑了，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招待所，面对丰盛的晚餐，毫无食欲，眼前不时闪现出老王气息奄奄被抬上担架的那一幕，感到一阵阵后怕。全体日本人对出了人命伤亡事故都很沉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反而是其他的中国人翻译，对此似乎并不太在意，依然像往常一样照吃照喝，大声聊天说笑。
　　我忽然想起曾经在工棚里与史书记他们吃的那顿饭，他们当时是那么热心地想学习日本大成公司的先进管理方法，可是今天却对日本大成公司处理事故的态度如此抗拒。归根结底，这一严重分歧本质上透露的是中日双方管理者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重视程度不一致。所以，假如这一点不改变，恐怕许多日式管理方法不管多么先进、科学、有效，我们也是永远学不会的，不，严格来说，不是学不会，是我们的管理者明明知道也不愿意学。

　　一连数日我寝食难安，始终难以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事故现场的景象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有时甚至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浑身是汗。足足恐惧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安定下来。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这次聘用期结束之后，无论如何不能再延期了。从此以后，每次下工地也更加小心翼翼，自我安全保护工作做到百分之百充分。
　　从云南回到故乡之后，我没有回酒店做厨师，我真得已经无法再适应那样的工作环境，就像洗脚上田的农民一旦进城打工之后，再也无法适应农活一样。幸运的是，回到故乡一年之后，我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做翻译的机会 。
　　（未完待续）
　　2012-8-17
　　日期：2012-08-20 08:41:45
　　第06章，东渡日本——《我在日企三十年》

　　日本东京，秋高气爽。
　　成田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出口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一群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中国男人列队涌出，引起了众人好奇的眼光。他们虽然个个西装领带加皮鞋，但只要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西装领带都有一种很不自然的别扭，仿佛张三错穿了李四的西装，李四错穿了王五的西装。领带系得也很不规范，有的领带系得歪七扭八，有的领带皱巴巴的，有的领带细的一头比宽的一头长。他们个个肩扛手提大包小包，人人脸上充满了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好奇，很像每年春节之后出现在广州火车站外的第一次走出大山进城打工的民工群。他们是一群来自江苏临江市的赴日建筑研修生，走在前面的是我和领队王大海。

　　看着他们这幅模样，我心里有点着急，这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忍不住想当众指导他们一下怎样穿西装打领带，可是转念一想又放弃了。想起自己三年前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的情形与他们相比也好不了多少。记得第一次学打领带，怎么也学不会，只好请人帮忙打好了系在脖子上。晚上睡觉也不敢把领带完全散开，怕第二天自己打不起来。只能松开一点，像取下吊索一样将领带从头上取下来，第二天早晨再原样套上去。他们如今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出点洋相很正常。假如公开指导他们，可能反而会挫伤他们的自尊。

　　想到这里，我自嘲地笑了笑，或许我真是想太多了，即便他们很土老帽，也未必就丢中国人的脸，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外国人可能比我们许多中国人了解得更清楚。于是当下什么也没说，只是下意识地系了系自己的领带，将西装前襟一抖，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背着一个小挎包，对走在身边的王大海说，“王局长，您让大家在这里等一下，我出去找一找来接我们的徐先生，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说完，丢下他们，独自领先走出了机场。

　　我不喊王大海领队，喊他王局长，是因为王大海是临江市建工局的现任副局长。王副局长已经五十五岁，仕途上走到顶，决定在退休前，抓住这个机会，到日本来开开洋荤，才屈尊担当这群以研修生为名实则是出国劳工的领队。
　　刚出机场，就看到徐文斌急匆匆从停车场走来。徐文斌是我在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做翻译时的翻译组长。徐先生和我在云南分手之后，应建达公司刘总的聘用，来东京办事处当办事处主任。东京办事处就徐先生一个人。可以说是刘总在日本的全权代表，也是建达公司在日本的最高领导。这次在日本东京的重逢让我们一下子回忆起许多在鲁布革的往事，真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我们兴高采烈地边说边向机场出口走去。

　　来到王局长面前，徐先生刹住了滔滔不绝的回忆，恭恭敬敬地对着王局长来了一个九十度弯腰的日式大鞠躬：
　　“实在是对不起！王局长，我来晚了，我们的大巴在途中遇到了一点意外。”
　　（未完待续）
　　2012-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