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现代国家一般都将国内稳定的物价体系视为一种无形资产。因为这个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市场摸索，买卖双方经过无数次的交易而逐渐达成平衡的。一旦人为破坏，要实现新的平衡将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无数次的交易实践。指望在较短时间内达成新的平衡是幼稚而且根本不可能的。比如，08年我国政府决定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强行刺激经济不至于陷入下行轨道，过量的货币迅速刺激物价连年飙涨；尽管有关部门不断自欺欺人地强调没有发生市场通胀或只有通胀预期，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也小心地控制在每年5%以内（5%属于全球公认的恶性通货膨胀下限），但是大家都看到了实际结果：物价直到今天还在不断上涨，根本无法实现平衡和稳定。原因就在于谁都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别人涨价了自己吃亏，于是一波接一波，你推我、我推你，物价叠创新高，尤其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在物价紊乱期间，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惶恐和迷惑，生产者因上游供应链价格不稳定而无法核算成本与收益，消费者因实际可支配收入降低而破口大骂发改委和统计局，更可怕的是谁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所以说，我们08年以来的相关经济政策是严重得不偿失的，鼓噪强行刺激经济而人为破坏了我国物价体系的人可谓是害群之马！

　　日期：2013-07-21 15:24:49
　　最后简单做个小结。
　　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上选择某种倾向必须考虑本国的当下经济结构和发展状态。如果国民消费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属于雇员阶层，那么就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防范通胀，比如美国、欧洲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是这样的，紧盯的目标就两个，一个是就业、一个是控制物价上涨。而一个落后国家，多数人靠传统自雇方式谋生，投资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才在逻辑上具备选择适度通胀政策的理由。显然，我们中国当前的情况不属于后者，因为我们不仅多数人靠工薪谋生，而且就业率多年来实际上很糟糕，政府投资效率低下，消费的萎靡不振和科技实力单薄也让企业升级乏力。我国政府真正应该去做的是增加劳动者收入、减轻企业赋税负担、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加强国家科技底蕴、减低社会交易成本和规范法治，从而同时刺激生产与消费两大领域的进步，而不是总想着在货币政策上折腾什么幺蛾子！

　　日期：2013-07-22 09:52:27

　　◎新时代的潮流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分水岭，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较之从前的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节我们择取那些最显著、最重要的因素来一一探讨。
　　日期：2013-07-22 09:56:35
　　【福利国家】
　　二战之后，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分道扬镳，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发展成不同的经济模式：保守主义势力很强的美国保留了更多的自由放任主义倾向，而欧洲则陆续集体左转，至今天已经多数演化为福利国家。

　　看不懂欧洲社会组织方式高明之处的中国专家们喜欢桀犬吠尧，叫嚣什么福利国家养懒人、国家成本高、经济低效率，殊不知我们的肤浅理解和幼稚观点才是全世界的笑柄。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个基本常识，国际社会标准的右与左之政治概念是与我们中国大陆的理解完全格格不入的。所谓左倾是指强调社会公正至上，主张国民在经济权利上的平等（不是平均）；而右倾则意味着主张自由至上，抵触国民在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无可否认的是，西欧数个世纪以来始终是全球社会人文思想最活跃发达的地方。18、19世纪，英法两国倡导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二战之后又是光荣的不列颠引领了全球福利国家建设的浪潮，实现了人类社会组织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制度革命。
　　早在二战犹酣期间，英国自由主义学者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就受英国政府委托研究和规划战后的社会保障建设问题。贝弗里奇爵士不负重望，在此前欧洲诸发达国家已然实践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更上层楼，设计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现代社会福利体系蓝图，从而成为名垂青史的二十世纪的世界伟人之一，论其对当代人类社会进步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打赢反法西斯战争的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这二战三巨头！

　　贝弗里奇将其研究成果于1942年以题为《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的报告发表，这份著名的现代福利体系的纲领性文件翻译成中文为《社会保险及其有关服务问题的报告》。独具慧眼的贝弗里奇报告指出：“贫穷、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是影响英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五大障碍，为消除这五个障碍，战后的英国需要树立和注重“社会权利”概念，以“三U原则”建设一个全新的英国。

　　“三U原则”的核心内容如下：①Universality Principle，即普享性原则，意即将社会保障范围从传统的贫困阶层扩大为全体公民；②Unity Principle，统一性原则，要求国家建立统一的福利行政管理机构，通过国家收入在相关领域的均等化再分配实施社会保障；③Uniformity Principle，均一性原则，内涵是每个受益人根据其需要而不是收入情况获得政府的相关财务资助，现代学者也称这条基于需要的全面保障原则为“保障基本生活原则”。

　　贝弗里奇的“3U思想”不仅修正和弥补了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保障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完美地结合了人道与公正的价值取向。在贝弗里奇报告指导下，二战结束后英国率先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紧接着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典等诸多西欧、南欧和北欧的国家纷纷向英国人学习和看齐，至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不仅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福利国家的基础体系，而且将这一迄今为止人类最文明和先进的社会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地，北美、南美、澳洲，全球自由民主国家无一不拜倒在光荣的“3U原则”的大旗下。

　　日期：2013-07-22 10:00:06

　　英国人倡导了福利国家的潮流，法国、德国、尤其是北欧国家则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同样做出了各自的巨大贡献。今天的世界，福利国家（Walfare States）已经成为那些经济发达、社会文明、政府高效廉洁、国民福利丰富可靠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代名词，是一个超越了单纯经济概念的政治概念。在这些文明昌盛的国家里，政府将维持所有国民适当的生活标准作为其行政任务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以立法和制度作为实现此目标的承诺保证，国民享有的大多数社会福利来自于国家财富的二次分配，以各级政府执行的社会转移支付方式实现，而政府则是负责提供和促进社会福利的重要工具。

　　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和福利国家在欧洲的诞生及壮大是人道主义与社会公正两大高尚价值观取得的划时代胜利。自此，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不再将救助或赈济穷困者视为展现慈善和爱心的私人领域，而是公共政治与经济组织结构的制式内容，关爱同胞、履行社会义务是现代文明人的天职。这种社会意识的升华与飞跃融人道主义、社会公正和合作主义于一体，藉福利社会体制将扶助同胞、关爱弱势群体和妇女儿童转化为有利于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性、集体性投资，从而保障每一个社会个体以及整个国民全体的基本生存和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