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18 16:50:12
　　二、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欧洲是什么状态？
　　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演化的结果，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阶级利益演化的结果。考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什么状态，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论证明末社会的发展趋势。“必须谨慎对待这类肤浅解释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历史事件的结果为已知时，历史学家能够使用任意数量的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总可以编造出别人难以驳倒的某种“解释”的。甚至当他找不到任何特殊属性来充当其解释的根据时，总可以从丰富多彩的复杂现实世界中找出不同结果的不同原因的。任何两个国家、两段历史时期或两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会具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点，从而可以找出几乎无数的材料来说明其中原因，由此得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然而，除非构成这些解释的不同因素在其他情况下也能适用，否则又回到前面指出的只根据单一样本的数据就进行推理的老矛盾中。正因为很容易找出一种或几种属性来解释某一件人类或社会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种判别真伪的原则，即对历史规律的任何解释必须适用于两个以上的事件才算成立。”（曼库尔.奥尔森 《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

　　在英国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很强大，政治势力也很强大。但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发展还不充分，是通过逐步改良而实现的。
　　而在法国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传播了大量的人本学说，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纷纷出现，资本经济的力量很强大，但是资产阶级政治势力较弱，是通过血腥的法国大革命而告成功。
　　德国是另一种情况，当时德国也是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纷纷出现，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也比较强，但资本主义经济相对较弱。是通过战胜外敌实现统一，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打开道路。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一者的高度发达可以带动其他二者的演化。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国实现的不同过程就是三者分别带动的结果。所以只重视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发展导致革命的到来是不对的。另两个方面也会产生相当大的作用。
　　商业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的性质。”（马克思《资本论》）商业的高度发达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但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出现的决定性因素。黄仁宇先生的错误就在于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仅仅归于商业的发展。

　　前面考察了明末商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我们再看看明末的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情况。
　　日期：2014-07-19 09:53:38
　　大明王朝处于封建时代的末期，秦汉以来的封建主义体制，垂两千年，至明代面临历史的转折，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槃涅，表现的极为明显。新与旧的消长、变化、更新，使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
　　明末人才辈出，学派蜂起，思想活跃。王阳明会通儒佛道三家的心性论提出“良知”说，认为天理在人心，自我即是天理，标榜“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观念，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思想界的局面，打破了尊卑贤愚不可逾越的界限，呼唤人性的启蒙。王艮、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等人，强调人的自心自性的醒悟，宣扬离经叛道，要求人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要求行为自由；鼓吹人欲、私欲，要求物质利益；肯定心性无别，要求贵贱平等。

　　袁宏道所倡导“真乐”，就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中郎先生全集?卷10》及《与龚惟长先生书》） 与之相应的是李贽的 “童心”说，认为圣人也有势利之心，争荣求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 “寒能折服，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　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焚书?卷1》）。　冯梦龙的唯情论，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情史?卷15》）宣扬快乐人生。这种叛逆还表现在名士们放荡不羁的生活上，影响广泛。

　　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李时珍的药学、徐光启的农学、程大位的算学、宋应星的工艺学、朱载堉的声律、徐渭的书画、汤显祖的戏曲、冯梦龙的小说等都以贴近民众，关切民生，崇尚真情为主旨，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先进思想更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熠熠生辉。
　　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更为敏感。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的作品以及空前繁茂的通俗文学，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体现了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
　　在政治思想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张众人共治、民众是天下的主体，要求对君权和政府权力加强舆论监督和制约，认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在经济思想上，丘浚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冯应京倡导“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用。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提出“工商亦本业”的观点。（冯应京《月令广义?卷2》）黄宗羲也认为，工业、商业皆为国之本：“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张居正提出资商利农的思想：“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禾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

　　（《张太岳集?卷8》）
　　与之相适应，明末，商业理论和商业专著的大量出现。陶承庆《商程一览》、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百科全书《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袁宏道的《觞政》、冯时化的《酒史》、朱权的《茶谱》、屠隆的《茶说》、陆树声的《茶寮记》、夏树芳的《茶董》、许次行《茶疏》、万邦宁的《茗史》……等商业专著纷纷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