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经济的黄仁宇先生这次居然在简单的经济问题上出了错！按：“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石，（《明史?食货二》：“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当时的一石约为94.4公斤，一两银子就可以买188.8公斤大米，就是377.6斤。”以1.75元∕斤计算，（余耀华：《中国价格史》）可以算出明朝一两银子=660.8元。元宝银锭大小不等，大元宝一锭有重至五十两者，也有重二十两的。按此计算，五十两的银锭价值33040元。我专门调查了木质纺织机的价格，约为6700元∕架。也就是说，购买一架木质纺织机仅需十两的一个小元宝。

　　“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这就更加不合逻辑了。无论王世懋记录此事的出发点是什么，只要“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是事实，即可说明景德镇工业超时代发展的情况。
　　日期：2014-07-17 23:42:45
　　明末，社会分工和生产技术发展到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农业生产技术发达，水稻亩产可以达到5-6石。（徐光启《农政全书》）工业生产技术大大提高，纺织、陶瓷、冶炼、制盐、榨油均有新技术、新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宋应星《天工开物》）嘉、隆、万年间农民纷纷有序地离开农村，流入城镇，努力发展商品生产。农村秩序已较为安定，社会生产力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城镇发展迅速，商业空前繁荣。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明?李鼎《李长卿集?卷19》）“龙游善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轻物。千金之货，只一人自赍京师。”（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山东皮岛“南货缯币，北货参貂”
　　（文秉《烈皇小识?卷2》）“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徐光启《农政全书》）纺织业高度发达的嘉定，大量购买粮食：“商人载米而来，舳舻相衔”（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凡福之紬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王世懋《闽部疏》）“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唐甄《潜书?下》）

　　与商品贸易相对应，明末的市场随城镇的发展，也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各地均有专业市场出现。河南朱仙镇、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名闻全国。据统计，明末全国共有50多处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人口往往在10万以上。南京、临清等城市则人口已过百万。北京在洪武初年不过数万人，至嘉靖时已过百万，筑外城（城市新区，商业区），“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集于燕。”（张瀚《松窗梦语?卷4》）市场繁荣，商品丰富，不乏珍稀高档商品：“图籍之曰古今，彝鼎之曰商周，匜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珍宝、象玉、珍错、绫锦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4》）苏州自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松江府志?卷54》）市场上“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1917年，商务印书馆改名《消夏闲记摘抄》）杭州“列肆几四十里”，京杭运河往来船只每年超过万艘。军事重镇大同，繁华“不下江南”（明?谢肇淛《五杂俎?卷4》）“商贾辐辏，以浮靡相炫耀。”（崇祯《山西通志?卷6》）
　　农村也有城镇化的趋势。吴江县震泽镇，元代仅几十家住户，至嘉靖年间，居民近千家，始称“市”（《吴江县志》）；湖州双林，明初仅为数百户之村庄，明末，因为蚕桑业发展，成为有近2万人的大镇，自成市井；（《双林县志》）四川眉山临江小市，“商贾物货之所聚，买卖甚旺。”（明?李昌祺《剪灯夜话?卷4》）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出现了资本主义企业主和雇佣工人，出现了商业资本控制生产并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情形。首先是农村的地主转向市场。南阳李义卿有田千亩，种植棉花，“载往湖湘之间货之。”（张萱《西园见闻录?卷17》）湖州茅处士在唐家村种桑万余亩（租赁土地？），售卖桑叶（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15》）。万历十九年颁布新题例：“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卷，议有年限者，以雇工论。只是短雇受值不多者，以凡人论。”（《明神宗实录?卷194》）如果说这还是带有封建性质的长工短工，那么，在纯工业的地方，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景德镇陶瓷业，佣工过万人，“工兴则挟拥以争，工毕则鸟兽散，”（王世懋《饶南九三府图说》）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万历二十一年，苏州的丝织业，染工、织工各数千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神宗实录?卷361》曹时聘奏疏）

　　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在明末已经普遍存在。浙江乌程县“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明?朱国桢《涌幢小品》）“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以做暑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还有直接投资资本主义经营的：嘉靖三十七年，永康盐商施文六经过义乌县八宝山，发现矿藏，“辄起盗心……挖掘近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明末，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明显得到提高。明初的抑商政策（比如商人不得穿绸、子弟不得为吏）实际上已经废弛。商人已经可以凭借经济力量与地主、官僚相佶伉。清?花村看行侍者《花村谈往?卷2》记载，无锡商人邹望与做过尚书的顾某打官司，可迫使顾某讲和。商人子弟参加科举或者出钱买官的现象已不少见。商行、商会、会所的出现，更加壮大了商人这一社会阶层的力量。
　　大量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明末的商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与之相适应的交通、社会分工皆相应发展。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