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4-11 20:52:00
　　三 学校曾扣发我的毕业证书的经过
　　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我，由于我被公丨安丨调查不能发我毕业证书，并让我家人来校谈话，说学校通过官方渠道接到公丨安丨通知缓发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当时接待我们的一位校丨党丨委领导还说“在朱令中毒的案件中，清华经过多次反思，认为校方没有任何责任。”
　　我父母当即去了公丨安丨14处了解情况，没想到公丨安丨说根本没听说过孙学籍的事，表示：“警方只管破案，学籍管理是学校自己的事儿，和公丨安丨没关系，公丨安丨局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向学校发这样通知的，如果真打过电话，一定会有记录的，但是我们没查到任何记录。”
　　其间，我和家人曾给校丨党丨委领导写信，要求学校将缓发毕业证书的决定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并加盖公章。经多次交涉，学校坚持不给书面通知。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8月下旬，校丨党丨委、校办及系领导等再次在校招待所（丙所）接待我们。我们表示学校扣发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校丨党丨委领导竟然说：“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择：要么要学校承认错误，要么解决你的问题。”又说，“你想让清华认错，是绝对不可能的！”谈话不欢而散。
　　之后，我们又给丨党丨委领导打了两次电话，坚持要求：学校如不发证书就应该给我们一份不发证书的书面通知。9月29日，系领导打电话通知第二天去学校领取证书。

　　四 关于我们宿舍
　　朱令中毒后曾经有记者来采访，在她笔下我们的宿舍关系冷漠而敌视。真实情况是，我们的宿舍生活非常快乐。我们几个舍友五年来别说吵架，脸都没红过，至今仍是好朋友，了解我们宿舍的人都可以作证。虽然大多数记者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但经历这次采访后，我和舍友都对媒体颇有顾虑。
　　我和朱令没有任何过节，但确实和另外的舍友们更亲密，主要是因为朱令交游广泛，社会活动非常多，又是校文艺社团的积极分子，在社团的时间多，在宿舍的时间少，即使是在朱令第一次生病后返校期间也仍然每天去文艺社团的宿舍楼煎药。
　　在调查朱令中毒案时，一些人（甚至有我尊重的师长）为了回避自己的责任就不惜提供不实的情况，但是我的舍友们在公丨安丨调查我的性格、人品、和朱令的关系等问题的时候，她们都非常客观。我至今仍非常感动！
　　朱令94年生病以后很长时间不能确诊，因为我母亲是医生，我还把朱令当时的症状（脱发、皮肤疼、腿疼）告诉我母亲，让她帮着分析和打听，我母亲当时还说可别是红斑狼疮。这些情况我的舍友们都知道。

　　五 关于所谓“动机”
　　投毒总得有动机吧？！如此恶毒的想要致人于死地，没有深仇大恨是不可能的。给我编造的动机竟然是竞争演出机会，这纯属莫须有。
　　此消息的作者原话如下：“我听说的一个情况很有意思，据说朱令和孙某因为都是北京考来的，关系不错，朱令介绍孙某也参加了民乐团，而且练习的也是古筝，由于朱令的水平高，孙某几乎不可能有演出的机会。考虑到朱令第一次中毒是在一二九清华民乐队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前夕这样一个日子里，这个情况就很有意思了。”
　　事实上，朱令弹的是古琴独奏（而不是古筝），同时也参加中阮伴奏。古琴我根本没学，进民乐队后才开始学习中阮．更重要的是中阮只是伴奏乐器，民乐合奏的时候几个中阮是一起上台的，不分主次，更谈不上争上台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清华民乐队代表学校参加一个比赛，朱令和我们另外的中阮是一起上的台，这些都有民乐队演出的照片和录像为证。
　　而且我在大三就因为觉得功课紧张主动退出民乐队了，自然没有参加９４年底民乐队一二九的排练和演出。民乐队应该有我参加活动和退队的纪录，很容易被核实。这些情况在我被调查时，已经向公丨安丨机关如实说明过。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性格非常直爽，心直口快，爱开玩笑，嘴有点“损”，有可能得罪过一些人。我从不小肚鸡肠，更谈不上好嫉妒。
　　六 关于所谓我的爷爷向高层领导求情

　　网上盛传我爷爷去世前最高领导去探望，爷爷“拉着最高领导的手”请求“放了我的孙女”。而“公丨安丨局长大发雷霆，说放他妈什么放，打死了装麻袋里放出来”，云云。如此绘声绘色，好象作者就在现场。如此恶毒而居心叵测的编造令人发指。事实是公丨安丨机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讯问我是在1997年4月2日。而我爷爷1995年12月9日已经去世，如果这位“作家”所说属实，岂不是阴阳两界真能对话了？！而且我一天也没有被关过，根本谈不上“放出来”。

　　97年4月2日那天，公丨安丨问到我的家庭成员，我只说了父、母、哥哥，再问其他人时，我只说爷爷奶奶已经去世，连名字都没提。
　　爷爷是我最敬爱的人，他一生爱国、敬业、正直、廉洁，最痛恨腐败。生前多次留下遗言：遗体做医学解剖，捐献有用的组织和器官，其余作肥料，绿化祖国，丧事简办，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捐献。他的骨灰撒在树下，没做任何标记，积蓄全部捐献给家乡的学校。
　　对于这样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在他身上编造这样的虚假故事是十分可耻的！
　　七 关于所谓领导人和公丨安丨包庇我
　　网上盛传领导人和公丨安丨对我的包庇，读者无不义愤填膺。事实是公丨安丨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包庇。

　　朱令94年底中毒，由于医院误诊耽误半年，95年4月确诊铊中毒，至97年毕业前夕一直没有破案，应该说是错过了破案的最好时机。事后由于朱令家人一直广泛地向大家讲述，我们也就听到一些以前不了解的事情：97年3月，朱令家人致信北京市公丨安丨局长，指出学生即将毕业离校，其中很多人将出国留学，此案急需抓紧侦破，不能放走凶手；不久又上书国家领导人。
　　可以想象公丨安丨当时一定面临巨大的破案压力，他们希望尽快抓到凶手，对上级领导和朱令家人能有个交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朱令中毒两年多公丨安丨机关一直没什么动静却突然在1997年4月2日对我进行突击讯问。
　　由于对我的调查迟迟不给结论，我和家人都非常着急。我还年轻，总不能长期背着“犯罪嫌疑人”的黑锅过日子吧。于是我们不断要求公丨安丨对我进行进一步调查，并与有关人员当面对证，对我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核实，希望还有什么疑问就尽快提出来，我好解释澄清，但是公丨安丨机关从1997年4月2日以后再也没找过我讯问任何问题。
　　我和家人一直想在基层解决问题，第一个电话是97年4月4日、第一封信是97年4月5日，都是给清华派出所的。之后给系办、系领导、校办、校保卫处、校派出所、公丨安丨14处等反复打电话、写信或面谈，后来也曾向几乎所有相关部门反映，但事情仍无进展。由于知道朱令家人早在９７年上半年就上书国家领导人，不得已我们才于98年1月也给高层领导写信反映情况，说明：我们只是恳请有关单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快依法办案，决不是要求法外施恩。

　　在对我调查结束4年后的2002年，无意中在我家里发现了两个窃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