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1-01　23:17:56

　　中国病人袁世凯 111
　　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根本就没去都察院。而清朝人民虽有集会的自由，但实地考察一番便会发现，松筠庵巴掌大点地方，容纳一千人非常困难。即使勉强挤下，也是人贴着人，且分散于各个房间，何谈集会？
　　唯一可以确证的上书是由梁启超组织的，只煽动了80多个广东举人，而同一时间陈景华领导的上书则联合了将近300名粤籍举人。康有为自封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影响力却不过尔尔。
　　如果表演仅限于此，还可以理解为康有为爱国心切以至于丧心病狂。问题是他为了塑造自己伟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这就给历史研究工作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障碍。
　　首先，光绪盖玺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为的记载里，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卜先知地告诉他说皇帝已经盖玺。
　　其次，都察院三个堂官裕德、寿昌和沈恩嘉都反对议和，底下20多个御史更是轮番上折子，不眠不休。
　　此外，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15件来自官员和举人的上书。试问这般呕心沥血推左愤的国家机关，有何必要同一个连公务员都不是的康左愤作对？
　　整天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康有为其实忽略了一点：高层也分左中右。
　　成立于前一年的战时机构督办军务处（最高军事委员会）尚未撤销，五个大佬里（复出的奕䜣、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兵部尚书荣禄）除了奕䜣和奕劻主和外，其余三人全部反对签约。

　　这显然不是康有为这个层面所能了解，他最多也就知道军机大臣孙毓汶是个主和派。
　　仍然有些玄幻，毕竟只是布衣。但以康有为的交际能力来论并非全无可能。
　　他是在粤籍军机章京凌福彭的介绍下认识的张荫桓。这也是张荫桓人生噩梦的开始。
　　张没有科举功名，早年花钱捐了个知县，全靠实干一步步爬到高位，结果就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损友康有为。
　　学问大、口才好、心气高，招招命中尊师重道的张荫桓的软肋，从此为康有为奔波劳碌，在所不辞……

　　康有为考中进士，想当状元，天天求张荫桓帮他运作，结果被阅卷大臣斥退；康有为想巴结翁同龢，苦无门路，张荫桓立刻代为引荐。
　　如此任劳任怨的下场便是受政变牵连，流放三千里，死于非命。引为至交的康煞星还在各种场合对其为康党做出的贡献讳莫如深，恨不得划清界限。
　　要不是张荫桓有写日记的习惯，无名英雄多半当定了。
　　更扯的是，张荫桓遇人不淑也就罢了，还把好友孙毓汶搭了进去。
　　身兼位高与主和两大因素的孙毓汶光荣地成为自传体小说《我史》里的大反派，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康有为的活动，在松筠庵集会时派翰林院编修黄某前去砸场。
　　黄某单枪匹马，“飞言恐吓”，居然就吓呆了刚才还忿忿不平的举子们，许多人当场请求撤销签名，让人不得不怀疑查无实名的黄某是否便是黄飞鸿。
日期：2011-11-02　22:19:15

　　中国病人袁世凯 111

　　事实上在1895年，拒和不是少数派报告，而是终南捷径。
　　比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就因为声嘶力竭地拒和，半个月内跳了两级，擢为侍讲。
　　当年夏天，康门弟子编写的《公车上书记》出版，梁启超作序。序言中只字不提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盖因时议未消，当事者众，忌惮舆论，不敢造假。
　　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真相杀手康有为又开始炒作《公车上书记》，说此书“为人传抄，刻编天下”——这可真是高估了国人对时政的热情。
　　图书市场上卖相最好的书永远是成功学和养生，康有为想逆市而为，其结果便是《公车上书记》一再滞销。《申报》上六次声势夺人的广告显示，两个月内，该书售价便从实洋两角跌到了四分。

　　可能你会问：康有为好歹也是搞国学的，为什么思想品德不及格？
　　要怪就怪他投错了胎，生在一个无论你搞什么先得被万恶的教育体制搞一遍的国度。
　　从小博览群书的康有为在广州府连考三次，16岁才混了一个秀才文凭。
　　考海无涯，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就在同一个考场，三战三北的洪秀全精神分裂，发疯去见了上帝。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心理素质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不过也难怪，据他回忆，自己出生时有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始生）。而这类始终声称天将降天任于己的人，一般不是待在疯人院就是颠倒众生折腾天下。
　　上天似乎在考验康有为的耐心，以确定他就是那个“Chosen One”。于是，接下来13年的时间里，康同学的身影辗转出现在广州和北京的考场，其结果却是六考六败。
　　1893年，康有为已36岁。搁今天，这把年纪考公务员都不让报名了。
　　所幸心力强大，硬是拼了老命再进考棚。
　　居然，就中了。
　　此后一帆风顺，时隔两年竟高中进士。真可谓旦夕祸福转念间。
　　其实也不奇怪，县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注重文采，文学天才加点八股训练便可应付，像梁启超这种“笔端常带感情”的一考一个准。
　　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则必需真才实学与真知灼见，光靠耍笔杆子是糊弄不过去的。因此，不通的举人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则不多见。
　　而康有为的问题在于：积累甚广，想法很多，文字功底却并不出众。故常年困厄于地方。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苦其心志、厚积薄发。
　　十年寒窗，康秀才追随理学大师朱次琦精研宋明理学，进而由儒入佛，旁及西学。在朱老师病死后又四处游历，访名山大川，交鸿儒达官，足迹远至香港。
　　英国治下的香港吏治清廉、街道整洁，康有为深受刺激，转而攻读为数不多的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块吸取知识的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