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皇帝、宰相、职能部门层次分明，权力、义务、责任明晰。宰相组成的常委会是核心权力机构，但宰相一般也不兼任部门长官。西方的内阁制很大程度上效仿明制，但阁员一般都由各部门长官充任，权力更大，带有浓厚的领主议会制色彩。

　　○2报批制和常委会制成熟规范。除皇帝批红外，所有决议都由部门常委会研究产生，而以非长官个人名义，通过东阁的赦房、朝廷的通政司等规范的法定渠道传递。
　　○3内阁并非只是最高行政决策层，同时仍兼掌秘书、学术、道义各方面的制高点。明朝内阁比前代宰相权力更大便源于此，不仅掌实了最高行政决策环节，同时也没有失去最初在翰林院的学术职能。大学士既是宰相，也是皇帝的贴身秘书，又是最主要的咨询机构，还是最权威的学者。他们不但从行政程序上包围皇帝，扼制百官，还从学术和思想方面深刻的影响着整个帝国的方方面面。当然，他们也确实是世上最优秀的行政人才和思想家，这是经过考试证明而非当权者的自由评价。

　　○4各权力主体的制约更多更完善。明朝宰相的权力空前庞大，但又从未出现过汉唐弑君篡位的故事，正是因为制约也很完善。首先，宰相是几个而不是一个人，相互就有制约。其次，宰相尽管是行政权力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但皇帝有批准权，部门有执行权，也不要当别人不存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明代的社会基础，宋代无贵族的平行化社会已经比较成熟，尽管明初体现出严重倒退，但很快走回正轨。社会不允许任何人建立私有门阀组织，即便是张璁、张居正这样的大权臣，在职时权倾天下，一旦离职，也就一普通人，更无可能将权位传承给后代，不会形成曹操、杨忠那样的权臣世族。明朝成熟的思想体系也制约着宰相的行为，严格的科举考试保障了大多数官僚的高素质，尽管也出现过周廷儒、温体仁这样的奸臣，但总体来说大多是正直的儒士，真有人敢行篡逆之事，周围的人直接拿口水就把你淹死了，你还想拉同党？

　　当然，最重要的形式制约还是宰相产生的程序，这是明朝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政治生活中最热闹的一件事，大致和今天美国总统选举差不多。阁员产生的程序主要有两种：特简和廷推。
　　特简是皇帝直接指定谁入阁，明太宗的内阁是自己的秘书，当然他一句话就定了，但有了宰相之实就不由谁一句话了。明世宗及其首辅杨一清曾企图特简张璁入阁，闹得满朝风雨。后来明神宗下诏特简，被吏部尚书陆光祖干脆明白的拒绝了，理由就是这么多年都是廷推，你凭什么搞特简这种封建专制？当时明神宗很生气，下诏杖责陆光祖，而这道草诏又被首辅王家屏封还。可见，权力的制衡环环相扣，远非一个人可以包办。

　　廷推则是由九卿（明“九卿”是对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九个部门长官的俗称，并非秦汉九卿那样正式的组织）和都察院派驻在六部十三道的监察官共同协商推举人选。这个程序中各主要部门都有发言权，但由吏部主持，都察院参会的人最多（但除了都御史为正二品外，其余都是七品小官），最后的结果仍由吏部汇总，经通政司报内阁票拟，呈皇帝批红最终生效，通政司还会将讨论过程抄送给翰林院、国子监进行公共舆论监督。这其间的权力博弈就不是一般的复杂了，大概就和美国总统选举差不多复杂，这里就不展开讲了。这种超级复杂的权限设计体现了中国公共管理者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设计技巧，尤其是用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这样的七品小官来制约最高决策层，这正是设计者发现中华帝国的行政体系太过庞大，需要在行政权力链条的足够远端增置制约环节，是一种超长线路的增量反馈误差调节机制，可谓妙到毫巅，远非一句“独裁专制”可以概括。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明朝的太监。既然批红只是一道手续而非实权，皇帝也就懒得动笔了，让太监代劳。按说手续就应该亲自办，但明人还是认可太监代劳的批红，不就是个形式嘛，何必那么较真。但太祖不是有祖训，宦官不得干政吗？唉，说了别那么较真嘛！政治斗争中皇帝最大的劣势就是势单力孤、身份限制，明后期就有些皇帝利用太监来和官僚集团争权，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阉党”。后世对明朝太监有很多误会，甚至认为可以像汉唐权宦那样真正执掌朝政。但我们说了，宋朝起皇帝的家属、服务员就不能干涉公共权力了，这些太监仅是皇帝的马甲，并非权力实体。汉唐权宦可以废立皇帝，那才叫专权，明朝的刘瑾、魏忠贤看似嚣张了几年，其实也就是个马甲，他们服侍的那个皇帝真身一死，他们立马吃瘪。这就不叫专权，而与皇帝手中那支红笔没有区别。所谓明朝宦官乱政，无非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巨大权力的一种反制，不要以为刘公公、魏公公真有武侠小说吹的那么厉害。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很多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明太宗似乎并未并非体现出隋文帝、宋太宗那样的高妙设计能力。当然，一个优秀的组织设计，最终目的是输出优质的公共服务，终端表现形式还是要看卓越的文治武功，这方面明太宗就很说得起硬话了。
　　日期：2012-06-22 12:03:16
　　六、中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模式
　　从南宋起，印度洋航线便成为一条热线，甚至出现了关税收入超过国内工农业税收的情况。而明朝降低了农业和国内贸易税率，海关收入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而中亚多如牛毛的游牧部族无法保障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人们更加倚重海路。这条航线的东端从中国开始，沿中南半岛海岸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印度次大陆海岸进入阿拉伯海。这时可以直接进入波斯湾，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波斯（伊朗）。我相信明太宗不会喜欢这个国家，但同时我也相信他不会不喜欢钱。这条航线主要针对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西亚国家。另外也可以不进波斯湾，继续向西通过亚丁湾进入红海。遗憾的是当时尚未开通苏伊士运河，不过人们仍可以通过地中海汇集整个欧洲的商货，只走一小段陆路，便可在红海北岸的众多港口装上中国人的巨船。

　　当然，当时的海洋航线就和今天的空间航线一样，绝非小商小贩自己就可以运行，必须要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先驱。国家必须先派出大舰队开辟航线，搜集沿途的气候、水文、地理资料。更重要的是沿线政治协商，南洋诸国虽然没有陆上的马匪那么彪悍，但贵国的商船每天满载着银货穿行人家的海域，不先谈好也是不行的。何况这条黄金航线上还有那么多无国界的海盗呢。清理保障这条航线，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能，尤其是大明这样有志于建立世界海洋秩序的超级大国。为此，明太宗尽管从未亲征南洋，但其实他投入的成本远比亲征漠北更高。其中，最大的措施便是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名马三保，生于太祖洪武四年，卒于宣宗宣德八年（1371～1433年），享年62岁，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航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