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某天早朝完毕，乾隆随口问了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句：“你天没亮就赶着上朝，吃过早点没？”
　　汪由敦说吃过了。
　　乾隆问他吃的什么。
　　汪由敦一脸艰苦朴素的表情：“我家里穷，每天早上就吃四个鸡蛋。”
　　乾隆大吃一惊：“鸡蛋一个要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我都不敢这么吃，你大爷的一顿吃四个还哭穷？”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内务府的人采购时吃了回扣，买的天价鸡蛋。便应付道：“外面市场上卖的蛋都是破了壳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两不得罪，而乾隆也就只好继续当冤大头了。
　　事实上在中国生存，都不容易。今天你往牛奶里兑点三聚氰胺请我喝，明天我在炒菜里调些地沟油给你吃，大家一来二往的也就扯平了。
　　有鉴于此，曾国藩没有和户部书吏撕破脸，而是托人登门说情，让给打个折。书吏也不愿得罪圣眷正隆的曾国藩，3000多万两的发票，让他给8万两（1600万元）好处费了事。
　　书吏再黑，黑不过关吏。
　　关吏不遗余力地增加全国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间高度一致的评价：关无善政。

　　当然，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点路费绕道走。但对于那些上京的人来说，崇文门这道鬼门关却不得不过。
　　给河蟹看门自然不能给河蟹丢脸，崇文门税关的创收手段达到了让所有税关都望尘莫及的境界。
　　比如，你到北京来，不管是出差还是旅行，肯定得带些生活必需品吧？于是，当你过崇文门安检的时候，就被不幸地告知：你偷税漏税了！
　　有木有搞错？我一直是守法良民啊？！
　　工作人员一边严肃道“木有搞错”，一边把你的手机充电器、数码相机从包里拿出来，说：“这些都是要报税的！”
　　你被当场气晕。

　　当然，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来，你肯定会轻装上阵。然而，当所有人都这么干时，关吏会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因此，那些恨不得连衣服都脱了，企图蒙混过关的人都会被“请”到一个小黑屋里，饿上十天半个月才让出来，身心备受煎熬，基本上后半辈子都不敢逃税了。
　　站在关吏的立场，就是一品大员进京，该交的税也得交，何况你一屁民？
　　左宗棠有一次进崇文门就因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额财物。第二天进宫拜见皇帝，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内务府总管兼任），正想上前理论，对方却先发制人，过来打了个哈哈：“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打赏他们那么多银子？”并再三言谢。
　　左宗棠见此，也不好再说什么。
　　日期：2011-06-18　11:12:50

　　中国病人袁世凯 23
　　只欺负欺负自己人倒也罢了，毕竟我华夏屁民皮糙肉厚，个个都是超级忍者。问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讲理，洋人却一定会跟你讲理。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3）粤海关设立起，一百五十多年里，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就额外征税陷入到与广东官员聚讼不休的博弈当中。
　　1793年，马尔嘎尼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过交涉，解决粤海关的陋规问题——英国人习惯了有法可依，对那套上下都打点完没准最后还栽在一个小科员手上的中国特色头痛不已。
　　可惜，中国特色，从古至今，都是雷打不动的。
　　当告状和外交等各种尝试都失败时，鸦片战争便爆发了。

　　《南京条约》的条款最能体现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条就赫然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便多收，关税则例要公开。
　　萦绕在几代英国人心头的梦魇随着一纸条约就此消散，画面在中方谈判代表耆英写着囧字的脸上渐渐淡出，镜头从南京切到了河南。
　　河南省陈留县的县教谕（教育局局长）袁树三履新不久，正干得如火如荼。虽然官职低微（从八品），但在母亲郭氏的鼓励下，袁树三还是将一县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条。
　　按理说，海瑞当过县教谕，李刚也不过副科级，从八品干好了，保不齐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问题是，袁树三有个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时任军机章京。
　　这就好比你在县里为了那点都不够县长吃一顿的教育经费整天抓耳挠腮时，你弟却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起草机要文件。怎能不压力山大？
　　袁甲三因剿捻（安徽一带的农民起义军）有功，累迁至漕运总督（从一品）。长子袁保恒官至刑部侍郎，次子袁保龄因修《穆宗毅皇帝实录》（同治）也位居正二品。父子三人，显赫一时。

　　反观袁树三，自己打酱油不说，长子袁保中也跟着打酱油，要不是生了个袁世凯，这一脉基本就名不见经传了。当然，袁树三的次子袁保庆还是比较争气的，官至正二品的盐道，但这也是很早就跟叔父袁甲三出来混，剿捻积累战功的缘故。
　　当然，袁保中也不是一无是处。连生了六个儿子的他让连生了五个女儿的弟弟袁保庆情何以堪。
　　1866年，袁保庆候补济南知府，仕途一片光明。袁保中颇有远见地将自己的第四子，时年7岁的袁世凯过继给了弟弟。
　　袁保庆对袁世凯悉心调教，视若己出，带他走南闯北，开拓眼界，还聘请济南著名公务员考试专家王志清当他的启蒙老师。
　　可惜，袁世凯的叛逆是《猜火车》都猜不透的。

　　骑马在南京闹市闲逛实属正常，偶尔伙同个把小混混斗殴你也不要惊讶，毕竟人在生理尚未发育的前提下还曾自觉组团参观青楼，表现了对未知领域强烈的探索欲……
　　对此，袁保庆从不加以打压，而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编成了一本名为《自乂锁言》的书，向袁世凯倾囊相授。
　　终其一生，袁世凯都忘不了这本童年教材中的一句话：官场如戏场。善做戏者，忠孝节义都能演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要是连这样的好角色都没有，官场岂不为优伶（戏子）所窃笑？
　　而令袁保庆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细节是：自己的正妻牛氏和小妾金氏时生龃龉（音同“举语”），势同水火，袁世凯以继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转圜自如，两边讨好。对袁保庆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1868年底，新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保举袁保庆赴江苏任职，军机处议准后，擢升保庆为江宁（南京）盐法道（正二品），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盐政。
　　从天而降的肥缺没有砸晕素来谨慎的袁保庆，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既非袁甲三，也非马新贻。

　　而是曾国藩。
　　曾国藩和袁甲三同年中举，相交甚厚。咸丰二年（1852），在中央把各部侍郎几乎都当了个遍的曾国藩被外放为江西省乡试主考。赴任途中，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立刻写信给在京的长子曾纪泽，让他处置家产，举家迁徙，回湖南老家奔丧。
　　问题是曾纪泽当时还不到13岁，显然难以担此重任。于是，曾国藩让他找几个自己的患难之交帮忙筹措旅费，开列了五个人的名单中就有袁甲三。联系到平日曾国藩给子侄的家书里一再强调“不可多求人”来看，曾袁关系确非一般。
　　马新贻接的是曾国藩的班，而后者自从1860年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以来，就在总督的位置上干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经营，建成了洋务运动的模板、晚晴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
　　此去江宁，袁保庆踌躇满志，准备一显身手。而去之前，问计于曾国藩，则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直隶总督署内的曾国藩，此刻翘首以盼的，却是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