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仆僮孰知恩？
　　如此忙里忙外，比孔繁森劳神，比焦裕禄伤身，还有的是人抢着当，皆因有利可图。
　　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上的银子大约五万两，而进项却有六万两，这意味着有一万两（两百万元）可以中饱私囊。

　　依法收粮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笔横财，但中国历来有法制无法治。于是，无法有天的衙役在收粮时总会变着法的多收，简称“浮收”。
　　关于浮收，苏州府常熟县的一块石碑上有详细的记载，花样繁多，令人叫绝。国人的想象力只有在此时才会被发挥到极致。
　　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有：淋尖、踢斛（音同胡）、侧拖、虚推……（以下省略一千字）。
　　以淋尖踢斛为例，当你交粮时，要把粮食倒进官府准备好的斛（容量三百斤）里。你倒着倒着，最后肯定有一部分超过斛口吧？超过斛口就呈尖锥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衙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踢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谷粒就会震落到地上。当你慌忙去捡时，衙役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由于常年干这个，衙役都轻车熟路，效率比拆迁队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笔不菲的合法收入。
　　日期：2011-03-30　23:32:41
　　中国病人袁世凯 21
　　想逃税漏税？那是不可能的，这玩意从古至今都是富人的专利。针对个把实在穷的叮当响以至交不起粮的“刁民”，有知县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损招：将欠粮作为衙役的工资，拿着白条去收租，充分调动衙役的工作积极性。
　　这可真是同为专制奴，相煎何太急。

　　相比于地方官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敲骨吸髓比较方便，京官就只有盼着下面的人进京上供了。
　　由于工资实在太低，尚书的年薪连4万都不到，相比于天价的往来应酬可谓杯水车薪。于是，大小京官无不指着外官的炭敬（春节过节费）、冰敬（夏天消暑费）和别敬（外放道别时的馈赠）过活。
　　虽然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但京官的漫天要价还是让地方官视进京为畏途。
　　后来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丰九年升任浙江按察使时进京谢恩。同年同乡、浙籍京官、八竿子能打着的人集体出现，为他接风饯行。往往一天要赴七八场鸿门宴，酒喝不上两杯，人也来不及认全，就得赶赴他席。最后花了几千两银子，还是感觉在京官那“不见讨好”。
　　据《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记载，用两句话即可概括京城官场的糜烂：游戏做官，认真做戏。

　　乱世就是舞台，演而优则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门的京官们，在游宴嬉戏中了却着人生的梦想。
　　世道变了。银子的作用使皇权的威严和传统的规则变得不再灵验，半个世纪的光景里，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于利”的“利”成为社会活跃无比的动力，也成为让权力系统目眩神迷趋之若鹜的幻光。
　　庞大的国家机器早已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运转，却在不同利益的牵引下寻找着各自的方向。人心的离散注定了分崩离析的结局。
　　若是以光绪年间的户部郎中李慈铭为样本不难发现，即使京官不辞辛劳地收黑钱，一年下来收入其实也不高。
　　正五品的李慈铭属于一抓一大把的中层官僚，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源于其坚持不懈地写了40年日记，并在其中大曝官场猛料。由此可见，什么事一条道走到黑都能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铭一年的支出不过20万元，搁今天，月光族估计半年就可以败到这个数儿。
　　而且，要不是李鸿章给他介绍了一个北学海堂主讲的差事，经常上百家讲坛得瑟得瑟，拿些高额束脩（出场费），光靠收黑钱，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铭是户部头司江南司的司长，而江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李司长也不过是个高级白领的生活标准，实在不符合屁民的想象。

　　事实上，地方官送钱也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没有实权的闲散官员也只有体味人前冷落车马稀的滋味，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捞不着。
　　更惨的则是候补官，连实缺都没有，人称“灾官”，意味着当这种官就是活受罪。
　　其实，最初买官的只是一些有钱人。工商业的畸形繁荣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阶层，这帮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花钱买官，做个红顶商人几乎成为其必然的选择。有需求就有市场，捐官制将卖官鬻爵合法化，生意兴隆。
　　此风一开，便不可遏。国人对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刚需都刚，这才有了遍地的李刚。
　　许多小康的、温饱的甚至贫困线下想脱贫的，也东拼西凑，举着银票扑面而来了。

　　僧多粥少，候补官想递补一个实缺比登天还难。而当了候补官，则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如雇佣长随，交际应酬，这都要花大把的钱。由于没有丝毫收入，许多奔着脱贫致富来的候补官不仅梦想照进现实，甚至饥寒而死。
　　据晚清教育家欧阳昱记载，许多候补州县，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得已借高利贷以解燃眉之急，苟延性命。一个候补知县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只好在里面用黑纸粘住。最终绝望之下，吞烟自尽。
　　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全赖那些有条件收大钱的高官，毕竟实权岗位就那么几个。真正吸钱不眨眼的财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日期：2011-04-05　23:32:55
　　中国病人袁世凯 22
　　同治七年，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即将被彻底消灭，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让湘军统帅曾国藩头疼的并不是担心皇上说他花钱太多，毕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钱，不是问题。
　　部费是问题。

　　报销顺利与否，关键在户部的审计。户部那能过关，皇帝一般都会同意。
　　问题是户部从尚书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宁愿把精力花在看书写诗、喝酒听戏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财务报表。甚至，作为一个文官，你要是对财会表现出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连任的临时工书吏出现了。
　　在坏政府中，最坏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人，书吏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由于没有正式工资，连办公用品都得自个儿掏腰包买，出了事要替长官背黑锅，跟城管一样遭人唾弃，工作强度堪比富士康流水线，导致书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样——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各级衙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吏加起来有40万，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过2000万两银子，高达财政岁入的一半。
　　审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造成了新的腐败，这就跟卖杀毒软件的自己造木马一样令人恶心。
　　当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恶心死了。
　　据一个工部的官员记载，他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对一个叫红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涩，只可远观，不能亵玩。偶尔开Party请来陪个酒，都能把一帮饥渴男激动个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个叫王维寅的书吏就潇洒多了，两千两白银往天上人间老板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牵走，从此不“维寅”只“唯淫”，把一帮有钱买笑没钱买春的工部猥琐男气得直骂娘。

　　在一片道德沦丧、没有秩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逃不出被伤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员知道皇帝也被潜规则，也许心情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