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大致意思是说，这年夏天，鲁国从宋国取得了郜鼎，戊申这天，安放在了太庙，这件事是不合乎礼制的。因此臧哀伯劝谏鲁桓公说：“做国君的，是要带头宣扬德行而杜绝违背道义的事情（昭，光大意思。塞，堵塞、杜绝。违，即违背法律和道义的行为），从而才能给百官做出表率，即使这样尚且担心有什么失误疏忽没做到位，因此要彰显德行以给后世子孙垂范。所以肃然清净的太庙用茅草覆盖，大路这种车用草做垫席（杜预注释说，“越席，结草”，即结草为席铺在车里），肉汁里不用五味调和（杜预注释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祭祀用的粮食不会是精细谷物，以此来昭示祖先的节俭。祭祀的时候，穿戴的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紘、綖，这些东西都是为昭示尊卑各有其度；藻率、鞞、鞛、鞶、厉、游、缨，都是为了表明礼数的；衣服上绣有火、龙、黼、黻，是为了昭示纹彩；（车马服饰具备）五种颜色（即青、黄、红、白、黑）来绘出各种形象，是为了表示器物都代具备了；锡、鸾、和、铃，是为了表示声音的；旗帜上绘有日月星，是为了表示光明（臧哀伯举了这么多例子，我觉得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举办重要仪式的时候，不同身份要穿不同的礼服，不同的装饰物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总之一句话：宗庙里的任何事情和器物，都是有规矩有讲究的，不能乱来）。美好的品德，就是节俭而遵守法度，增减都要符合一定的数量（登即增加，降即减少）。用纹彩、物色来记载事物，用声音和光亮来宣扬事物，从而表现给百官。百官才会有警戒和畏惧，于是就不敢违背法律和制度。而今（宋国弑君却不被惩罚这件事就是）毁灭道德却树立邪恶为榜样，还把他们用来贿赂的器物安置于太庙（寘[zhì]，安置的意思），并公然向百官炫耀。如果以后官员都这样做了（即学华父督作乱），怎么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败亡，就是因为官员走上了邪路。官员失德，就会宠幸和贿赂大行其道（则失去公平。章，即光明正大行事意）。（把受贿得来的）郜鼎安置在太庙里，（这不是明摆着宣扬行贿受贿吗）还有什么比这更过分的？当年武王灭商，把九鼎迁到雒邑，尚且被正义的人批评认为做的不对，何况如今公然将这种违反礼制的贿赂品安放在太庙，这比起（武王迁九鼎）来，又怎么说呢？”但是桓公并没听他的劝谏。

　　周王室的内史（内史，是周王朝的大夫，是史官）听说这件事后，说：“臧孙达在鲁国一定会后继有人啊！国君做了错事，但他依然不忘记用道义来进行劝谏（意即臧哀伯尽到了臣子的本分）。”
　　臧哀伯谏鲁桓公纳郜鼎这件事上，看得出他确实遗传了乃父臧僖伯的风范，讲道理讲得是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而且出发点也是大义所在，说的是义正辞严，并且从这件事上推而广之，得出结论是这样下去有可能助长歪风邪气导致国将不国。只可惜遇到鲁桓公这种水平的国君，说了也没用。所以杜预在注释在《左传》到此的时候，说了一句“僖伯谏隐观鱼，其子哀伯谏桓纳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故曰其有后于鲁”—嗯，所谓善有善报之意吧。

　　桓公纳郜于太庙这件事，《谷梁传》评论如下：
　　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
　　这段话意思是说，鲁桓公这个人，在鲁国内部，弑杀了国君，在外部又成就了宋国华父督的乱行，收受贿赂以后回来，拿贿品来祭祀祖先，这是不合礼法的行为。这种做法周公都不会接受的。郜鼎，是郜国铸造的。之说以这里说“宋”，是因为从宋国取过来的，以（这个鼎）作为讨伐宋国（弑君的赎罪品）。孔夫子说了：（鼎的）名字随主人，实物则取自中原诸侯国家（中国，即中原的诸侯国，宋国），因此称呼这个鼎为“郜大鼎”。

　　《公羊传》的关注重点也在这个鼎的称谓上：
　　此取之宋，其谓之郜鼎何？器从名，地从主人。器何以从名？地何以从主人？器之与人非有即尔。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至乎地之与人则不然。俄而可以为其有矣。然则为取可以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无时焉可也。戊申，纳于太庙。何以书？讥。何讥尔？遂乱受赂纳于太庙，非礼也。
　　意思是说，这个鼎是从宋国取得的，为何称为“郜鼎”，因为器物是使用（原来就有）的名字，土地是根据（占有它的）主人（来命名）。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器物对于人而言，并不是人去占有了它所以才这样的（器物与土地，这里有点类似今天动产与不动产的概念）。宋国当初取得这个鼎就是不道义的行为，因此（即使被宋国取得了），依然称为“郜鼎”。对于土地而言就不同了，须臾之间就可能被别人占有。那是不是说（土地）被谁取得了就是被谁占有了呢？不是。为何这样说？例如楚王以妹妹为妻（媦[wèi]，是妹妹。妻媦，是妻以媦的意思，即以妹妹为妻），这种事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的（可见我泱泱中华自古就对乱伦持否定态度，不像欧洲，直到中世纪还近亲繁衍）。为何记录戊申这天将郜鼎纳于太庙？是表示讥讽的意思。讥讽桓公让宋国的乱臣贼子遂了心愿而将受贿所得祭献在太庙，这是不合礼法的行为啊。

　　桓公纳郜鼎于太庙这件事，《史记·鲁周公世家》也是持贬斥态度的：
　　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太庙，君子讥之。
　　说的就是《春秋》这条记录。
　　桓公二年，以这场闹剧开始。为何当时的人如此看重鼎，尤其是臧哀伯还拿九鼎来比喻。这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九鼎了。先说一个论断：如果九鼎今天能被找到，那么毫无疑问会成为我们国家至高无上且独一无二的宝物，什么传国玉玺和氏璧之类的，也得甘拜下风。为何这样说呢？是因为这九鼎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重要了。《史记·封禅书》记载说：
　　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意思是说听说很久以前泰帝（传说中的远古圣王，就是太昊伏羲）铸造了一座神鼎，一就是一统的意思，是天地万物归于一统的象征。此后黄帝制作了三座宝鼎，象征着天、地、人。后来大禹有收集了九州出产的金属，铸成了九个鼎。这九个鼎都曾经用来烹煮祭礼而祭祀上帝鬼神（亨,是祭祀。鬺[shāng]，烹煮牲肉以祭祀）。九鼎遇到圣明的君主就会出现，这样一直传到了夏代、商代。周朝末年的时候，周王室德行衰败，宋国的社庙覆亡（即宋国灭亡），鼎就沉没在水中，来再没有出现。

　　这段话大致交代了一下九鼎的来历，从泰帝的一鼎到黄帝的三鼎到大禹的九鼎，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相延续的。最终，鼎成为了传国宝器，也成了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所以汉语里有个词叫“问鼎中原”，就是取得天下的意思。
　　据说大禹作九鼎，九鼎之上铸刻有天下九州的地图和各地的名山大川奇珍异物，以此象征天下九州都归于统治之下。此后夏、商、周三代都将九鼎奉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以取得九鼎来象征政权继承的合法性。商汤灭夏后将九鼎迁到商都，盘庚迁都于殷九鼎随之而迁殷，武王灭商后迁九鼎于雒邑（即《左传》记载的臧哀伯进谏时说的“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一事。但是《史记·周本纪》的记载稍微有不同“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则迁九鼎于雒邑是成王时候的事）。《墨子》里有“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说的就是这回事。

　　因为拥有九鼎就是统治天下的象征，所以春秋战国时候，一些有野心的诸侯就纷纷觊觎九鼎。比较有名的就是楚證hong王问九鼎，被王孙满怼了一顿，可见至少在当时人眼里，九鼎还是有明确下落的，就在洛阳王室。
　　但是后来九鼎的下落就出现了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前面提到的《史记·封禅书》的记录，“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这个观点，后来班固在《汉书》中做了补充，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沉没于泗水（今江苏徐州一带）之下，后来秦始皇还派人下水打捞但无功而返。但这种说法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武王灭商取得九鼎，而且周公将九鼎安置在了雒邑，怎么可能后来又归于宋国（商的后裔）且在泗水而没？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出自《史记》。在《史记·周本纪》里有“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王。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憚狐”的记载，《史记·秦本纪》里也有“（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则至少在秦灭周的时候，九鼎依然存在，且归于秦。但是自秦起，后世就再也没有见过九鼎，所以说九鼎入秦，似乎概率也不大。我倒是倾向于大概率在此之前九鼎已经失落。秦国与九鼎有关的传说还有一个“秦王举鼎”的典故，说是秦武王去洛阳，看到九鼎，指着雍州之鼎说是秦鼎，要带回咸阳（秦属雍州，秦的都城很长一段时间就在雍城，祖庙也多在雍城，秦始皇的登基典礼也是在雍城举行的），仗着自己力气大去举鼎，不料失手砸断胫骨，当夜气绝而亡（《史记·秦本纪》只记载了“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虽说武王是举鼎而死，但并未说举的就是九鼎之一）。

　　事实上九鼎在周以后，就可以说没有公开出现过，《史记·周本纪》里有记载的公开展示，是在武王灭商后，有“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一说，意思是说武王灭纣后，命南宫括、史佚向随同伐纣的诸侯展示九鼎和宝玉（保，通宝）—我琢磨就是战胜后展示战利品的意思，尤其是九鼎，意味着王权的更替完成，自殷而周。九鼎再次出现的记录，就是成王时周公迁雒邑了，此后再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