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10-13 21:47:00
　　[春秋]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浮）来。
　　螟。
　　隐公八年的秋天，《春秋》记载的事情比较多。

　　第一件事，七月庚午这天，宋殇公、齐僖公、卫宣公在瓦屋这个地方正式结盟。瓦屋的具体地址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有说是在河南温县，有说在滑县，还有说在尉氏县等等，反正就在那一带吧。
　　瓦屋之盟，显然是“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的继续，说明春天那次非正式会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所以接下来才有了这次正式的会盟，把之前沟通的结果以正式文件形式确认下来。关于这件事的背景，《左传》交代的详细：
　　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
　　齐僖公促成了宋、卫与郑国之间的和解，这年秋天的时候，齐、宋、卫的国君在温地会面，在瓦屋正式举行了盟誓，大家对于当年四国联军攻打郑国都城东门一事表示释怀既往不咎，今后各国友好相处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件事是符合礼制的。
　　从《左传》的这段记录看，一个，我是比较倾向于瓦屋在温县。第二点，这次三国会盟，虽然郑国并未参加，但我还是倾向于齐僖公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郑国官方的意思，齐、宋、卫三国的瓦屋之盟，事实上是郑、齐、卫、宋四国的结盟。原因很简单，东门之役的受辱方是郑国，如果没有郑国做出的正式承诺，怎么能说“释东门之役”呢？所以，《左传》后面跟的“礼也”二字，我觉得不仅仅是简单的说这次齐、宋、卫的正式结盟是符合礼制的，更应该是说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示好结盟也是符合礼制的—即齐僖公在此事件中不仅是中间人，更是郑国全权代表，这个也是符合礼制的。

　　瓦屋之盟《公羊传》没有解读，《谷梁传》倒是发挥了一下：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诸侯之参盟於是始，故谨而日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
　　“诸侯之参盟”里，参，应该是通叁，意思是三国结盟（此前的结盟都是两国之间）。诰誓都是远古时期帝王发布的命令文告。《尚书》里就有很多这类文辞，譬如《汤誓》《牧誓》《酒诰》《康诰》等等。五帝，就是三皇五帝里的五帝，代指远古圣王。盟诅，郑玄注解说:“盟诅，主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诅”，即盟诅还是是结盟发誓的意思。交质子显然指的就是类似周郑交质这样的事情，那个被用来做人质的王子或者公子就是“质子”，交质子就是交换质子。二伯，不是二伯父、二大爷的意思。伯通霸，二伯就是二霸。哪二霸？春秋五霸中最早的两位，齐桓公、晋文公。《谷梁传》这段话的总体意思是说，鲁国之外的诸侯国之间结盟，正常情况下《春秋》是不记载具体日期的，这里之所以记下来，是因为诸侯三家同盟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因此郑重的记下来。五帝时代不用文书命令（来约束各方），三王时期不用互相盟誓（来让对方安心），二霸时期也不用互相交换人质（以取得对方信任）—言下之意，这个时候各国之间毫无信任感啊，社会风气的沦丧前不及三皇五帝，后不如齐桓晋文啊。

　　这次瓦屋之盟，郑国虽然没正式出面，但是对于齐国在这件事上的辛苦付出，郑国立刻做出了回应。《左传》里在这插了一件事：
　　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矯hong王，礼也。
　　意思是说，八月丙戌这天，郑庄公陪同齐国使者去朝觐周王，这样做是符合礼制的。
　　齐人矯hong王这件事显然是郑庄公从中撮合的结果，无论事实上周郑双方已经怎样的明枪暗箭互相攻击对方了，但表面上桓王还是周天子还是天下共主，郑庄公还是周王室的卿士，即使有虢公忌父分一杯羹，庄公卿士的身份依然还在。所以庄公客客气气陪着齐国使者去朝觐周王。既表示出齐国这个东方大国对周天子的尊重，给其他诸侯做个表率，又通过周天子接待，提高了齐国在诸侯间的声望，同时也给大家营造出一种周郑双方以礼相待友好相处的氛围。所以这件事对各方而言，都是有益无害的，皆大欢喜。

　　这年秋天第二件事，是“八月，葬蔡宣公。”
　　蔡宣公去世是六月的事，前面讲了，“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按照礼制，要五个月才下葬，这时候才三个月，显然不对劲。所以《谷梁传》说了：
　　月葬，故也。
　　蔡国这件葬礼，有特殊情况啊。但是具体是啥情况，没解释。
　　《公羊传》说的多一点：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从正，而葬从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为何去世的时候《春秋》记录了名字，但下葬的时候没有写名字？因为去世了要按照严格的礼仪（向天子和他国讣告），但下葬更多时候要遵循丧主的意见（所以有时候提前有时候推后，不一定严格遵循礼制）。为何去世的时候《春秋》记录了具体日期，但下葬的时候没有写明日期？因为去世的时候，要给天子和诸侯发讣告（上面记载了确切的去世日期），但下葬的时候不用告知天子和诸侯（所以不一定知道确切的日期）。

　　从《公羊传》这点也可以看出来，当时史官记录天子或他国诸侯去世日期，是严格遵循对方发来讣告的日期写的，对于没有讣告的，应该是宁可不记录也不会根据道听途说的日期随便记一笔。
　　但是还是没有说具体蔡国发生了什么变故，我本来还希望能在《左传》找到一点说明，但是很遗憾，《左传》压根就没提这件事…
　　这年秋天的第三件事，是“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浮）来”。
　　这件事很好理解，九月辛卯日，隐公和莒国人在包（浮）来这个地方会盟。这条记录，在引用《春秋》时，《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作“包来”，《左传》作“浮来”。有人考证说，包来，大概在今天的山东沂源一带，或者是在山东莒县一带。《左传》做浮来，杜预注解说“浮来，纪邑”，我在网上百度“浮来”，也看到说莒县西有个浮来山，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浮来”而非“包来”。“包”和“浮”字形上差异挺大，为何三传会在这里有差异？我猜，可能是因为“包”和“浮”虽然字形上差异挺大，但当时的读音相近，所以导致了流传过程中同音异形字的记录出现吧？为何我会说“包”和“浮”当时的读音相近，因为“伏羲氏”在当时有的书里就记作“包牺氏”，可见“包”和“浮”当时的读音相近。

　　这次盟会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左传》解释说：
　　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
　　意思是说，隐公和莒人在浮来会盟，是为了成全纪国的好意。
　　如果记得之前《左传》在解读隐公二年冬天，“纪子帛莒子盟于密”时，说的那句“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以及杜预注解那条时提出的“莒、鲁有怨”，按照《左传》这一系列观点，则可以这样解读：莒国鲁国之间此前有矛盾，纪国在与鲁国结亲后，极力促成双方和好，在隐公二年，派出使者纪子帛去莒国表达鲁国与莒国交好的意愿。隐公八年九月，经过多方反复前期沟通协调，终于鲁国和莒国在浮来正式结盟—嗯，虽然理论上说的过去，但是中间五六年，这磋商时间也太久了点。

　　《谷梁传》对此事评论如下：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意思是说，可以说隐公和某国人会盟，但不能说隐公和某大夫会盟—咦，啥意思，听着好像这次莒国方面出席的不是国君而是大夫啊，这不是明显身份不对等吗？不过似乎也有这种可能啊，毕竟，《谷梁传》在解读《春秋》伊始，就提出“传及者何？内为志焉尔”的观点，如果这次也是隐公一方更主动，那对方摆架子也未必可知啊。
　　《公羊传》的解读也颇值得玩味：
　　公曷为与微者盟？称人则从不疑也。
　　隐公为何与地位卑微的人会盟？《春秋》称“莒人”则表示对方顺从的意思，别人也就没有什么怀疑（因为会盟双方不对等降低隐公身份）了。
　　原来还是一个意思，对方派出的就是大夫，按说就是身份不对等嘛！但是如果《春秋》直接说鲁国国君与莒国大夫张三在浮来会盟，那不把隐公和张三放在一个档次上了吗？如果我们像《春秋》这条记录写的，鲁国国君与莒国人在浮来会盟，听着好像隐公一人跟莒国全国人民会盟一样，而且隐公在先，莒国人在后，听着就好像莒国人是处于顺从的地位—哎呀，这阿Q的精神，原来春秋时期就已有之啊。

　　第四件事寄一个字，螟。
　　这件事太简单，前面我们也解释过相同记录了，不再赘述。唯一需要说的是，这件事《公羊传》和《左传》引《春秋》的时候都有记录，但《谷梁传》引《春秋》的时候则直接无这条记录。而且《公羊传》和《左传》虽然引用了，但也均未做进一步解读—因为也确实没啥值得解读的，就是发生了虫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