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左传》对此评论到“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意思就是说这个周王室的使者来的时间实在是不对，向死者惠公赠送助葬品向生者隐公表达吊唁哀悼，都没有赶在合理的时间内，而且还向尚在世的仲子送助葬品这是非常不吉利的，王室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不符合礼仪的啊——豫，通“预”，就是“预先”的意思。
　　该早来的不早来，来晚了；不该提前送的偏偏提前送，来早了——周王室在这件事情上做的确实让人觉得没法说，失礼的不是一点点——要知道周礼周礼，周王室应该是认真贯彻执行周礼的表率啊，怎么能这么做呢？——除非周王室这么做是故意想恶心鲁国。
　　既然周王室失礼了，鲁国当然要表达一下不满了，但是由于是周王室，属于上级，这种不满又不能直接表现出来，但又不能不表示出来，怎么办呢？后人解读这段话的时候认为孔子很巧妙的用了一个手段，“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奥妙就在“宰咺”二字。前面说了，宰是使者的官职，咺是他的名字。直接称呼名字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春秋》里直接称呼人名，一般都是隐含着批评的意思，所以《左传》在这条记录里一开始就点名“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意思是说这里直接称呼“宰咺”名字，就是批评王室在这件事情上失礼了。

　　所以，按照《左传》的意思，我推测说，之所以《春秋》记录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情上王室严重失礼。而孔子一直推崇的周礼，说白了是一套社会规范运转的法则，作为这套法则运行表率的王室，都严重不遵守法则，那么天下谁还遵守这套法则？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件事带来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当然值得记载一下。

　　但是，《谷梁传》里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谷梁传》记载如下：
　　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礼，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君子以其可辞。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赗者何也？乘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
　　按照《谷梁传》的说法，《春秋》这条记录里的“仲子”并不是鲁惠公那位娶自宋国的妻子仲子，而是另有其人。她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那就是隐公的奶奶了。按照周礼，给别人的母亲送“赗”是可以的，给别人的妾室送“赗”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君子认为这是可以推辞掉的（可能是因为奶奶早就去世了，这时候送太晚了？）。但还是“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受之”好理解，接受了。“志”也好理解，记载下来。后面“不及事”就有点费解。我觉得一种，如果“不及”是表示“来晚了”，那么“志不及事”可以理解为“就那件事而言这个行为来不及了（即迟了）”——哪件事？就是给去世的仲子送赗这件事。如果仲子真的如《谷梁传》而言是惠公的母亲隐公的妾，那得确定一下这位老太太啥时候去世的，如果去世已经好几年了，这时候来给她送赗那确实太迟了。除非这位老太太去世也没多久才可能出现这时候送赗这情形。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位老太太到底啥时候去世的，所这种解释，也只能算是我的猜测。

　　第二种可能，“志不及书”的“不及书”表示“不是为了书写记录”，意思是说虽然记载了，但目的不是记载这件事。那记载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因为这件事不寻常，暗示这件事王室做的不合礼仪，失礼了。
　　但是，仲子的身份在这里出现了不确定性，加上古代文字流传下来的过程中，有时候句读有不同断法，有时候文字的字义有不同理解，导致对《谷梁传》这几句话的这两种解读我无法确定应该是哪种，因此都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但是《谷梁传》在这里特意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赗”，按照《谷梁传》的说法，“乘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也就是说送给死者的车马叫做“赗”，衣被叫做“襚”，珠玉宝贝叫做“含”，钱财叫做“赙”——古汉语里有很多字，意思其实是非常精准的。
　　对于同一件事，《公羊传》是这样记载的：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赗之？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其言来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礼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咦，又有新发现啊。按照《公羊传》的说法，这个被周天王派使者宰咺送赗的仲子，就是桓公的母亲，而且确实这时候已经去世了。而且说了，虽然桓公这时候还不是国君，但周天子之所以也按照国君母亲丧事的礼节来对待仲子的丧事，应该是隐公代替桓公摄政了，所以就代替桓公把仲子去世这件事讣告王室和诸侯了，意思就是隐公承认仲子是国君母亲的身份——如果真是《谷梁传》记载的这样，仲子确实这个时候去世了，那周王室给送赗就合情合理了。正常情况下，诸侯有丧事都要给王室和盟国告知的，然后对方才会派人按礼节参加丧礼。这个即使到今天我们老百姓家里有类似事情也是如此。所以，这里我还是比较认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观点，这个被赠赗的“仲子”，确实是一位已经逝世的人。至于是《谷梁传》认为的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那位仲子呢，还是《公羊传》认为的就是桓公的母亲仲子，我也没法判断，各位自行判断吧——从仲子扑朔迷离的身份之争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点：身份实名制，太重要了啊！

　　《公羊传》对这件事其他细节上还有不同于《左传》和《谷梁传》的观点。例如《公羊传》认为之所以强调宰咺的名字，是因为他职位就是个宰士——这个职位较之诸侯太低了，所以作为使者来参加惠公的葬礼是不合适的，是失礼的，因此这里就直接称呼他名字了，以示批评。《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意思就是说隐公以诸侯母亲丧礼待仲子，隐含的是把尚未即位的桓公当君主看待的）。之所以《春秋》 用“来”字，是为了表明王室来晚了。同时说“惠公仲子”，是王室把本来应该分开办的两件事合在一起办了，虽然省事，但是不合礼仪。而没有说“惠公及仲子”，是因为仲子的地位卑微（较之惠公）。

　　我相信孔夫子惜字如金的情况下，不会无缘无故记载这么一件事，肯定有他的想法，但是到底是三传哪个解释得才对，不好说了。
　　另外补充一点，为何《左传》说“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我解释“同轨”就是代指服从天子的诸侯。同轨，好理解，即我们后来说的“车同轨”，这件事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表示大家对统一标准的认可，这种标准，既是种制度或者文化，更是政治理念和行为规范。所以说别小看车同轨，意义是很重大的。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去山西玩，在阎锡山家乡附近，还看到了窄轨火车道，据说当年蒋介石铁路想修到山西，本来要求是用南京政府定的轨道标准，但是阎锡山故意提前动手，制定了自己较窄的轨道标准修了铁路，导致执行南京标准的火车没法在山西的铁道上跑——所以阎锡山是军阀，军阀的意思就是实质上是独立的小王国，不完全服从中央的统一管理。这点，就是车同轨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为何我认为“同轨毕至”就是指代服从周王室统一管理的诸侯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