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李志勇忽然发现林香茗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难道，我说错了吗？”他的心瞬时间凉了半截儿，回到座位后喝了满满一杯热茶也没有转暖，所以当杜建平在会后让他“跟小林学学”的时候，他脑海里泛起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正好向他问一问，我到底错在哪里？”

　　发生在二〇〇八年九月份的“西郊连环凶杀案”以其案情的恐怖血腥、犯罪手段的残忍狡诈以及侦破的异常艰难，在中国刑侦史上留下了极其沉重的一笔。
　　“西郊连环凶杀案”一共四起，如果把这四起案件发生的地点在本市地图上串联起来，会发现是集聚在西北方向的一个不规则矩形，而这个不规则矩形的第一个起始点，是成隅里社区某居民楼的四层。受害者名叫杨桦，二十八岁，本市某证券交易所的职员，独居，是个身材丰满但不算太漂亮的女人。案件被发现的当天她本来应该上班，但一直没有来，同事给她打手机，手机是通的却无人接听。因为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实在太忙，所以经理们想的是赶紧找人补位，而不是去寻找杨桦，加之事后有好几位同事证明“（杨桦）以前喜欢下班后逛夜店，喝多了以后就不知去哪里睡了，第二天旷工不来是常事”，所以更没有人想到她可能出了意外。在警方后来的调查中，发现杨桦之所以经常旷工而又没有被辞退的唯一原因，是她与证券交易所的孙所长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第一个发现杨桦被杀的，也正是那位肥胖得皮肤几近透明的孙所长。

　　当天下班后，孙所长想找杨桦幽会，但打她手机依旧没人接听，索性直接上门。就在门口掏出钥匙的一瞬间，他突然发现防盗门是虚掩的，里面的木头门也没有上锁，竖起耳朵听了听，屋子里毫无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袭上了他的心头，当然他不是担心杨桦出事了，而是担心会不会老婆已经发现了自己出轨，在里面设了埋伏，准备守株待兔，抓个现行，所以他没有进去，而是转身下了楼。

　　孙所长当然不会想到，他匆匆走出楼门的时候被杨桦的一位好友看到了。这位好友也是证券交易所的员工，担心她生病了，所以下班后买了水果牛奶什么的前来探望，正好与孙所长走了个对脸。但孙所长做贼心虚，把脑袋埋在风衣领子里，兼之小区光线阴暗，没有注意到迎面走来的是位同事，而杨桦的好友素来知道他和杨桦的关系，这种事儿撞破不可说破，也就没好意思跟领导打招呼，擦肩而过了。

　　杨桦的好友上楼后，发现两道门都没有上锁，便径直走进了屋子。黑黢黢的房间里一片死寂，没有开灯，她闻到一股腥臭味儿扑面而来，脑海中还浮现出了一个“买的肉怎么不放进冰箱”的怪念头，然后摸着墙上的开关，打开了灯。老式板楼的狭小客厅只够放一台冰箱和一张餐桌，她叫着杨桦的名字走进主卧，主卧也没有开灯，约略能分辨出床上赤身裸体躺着一个女人。这位好友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是不是杨桦和孙所长刚办完事还没穿衣服，直到她要退出主卧的时候，才察觉到那股浓重的腥臭味儿恰恰来自躺在床上的女人，顿时吓得浑身瘫软，甚至都没敢上前仔细看一看杨桦到底是死是活，就连滚带爬地出了屋子，跌跌撞撞地跑到楼外面，打电话报警。

　　按照一一〇电话录音的记录，她报警的第一句话是：“我朋友出事了，好像被杀了，你们赶紧过来！”
　　对犯罪现场的勘查表明：杨桦的遇害时间是前一天晚上的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在她的血液中检测出了大量的酒精成分，有目击者证明她当晚在家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喝了不少酒，离开的时候脚底下都不利落了。她上楼回家，在家门口掏出钥匙开锁的时候，突然遭到了来自斜后方的猛击！枕部的伤口表明：凶器应该是一把铁榔头，进行尸检的法医说，因为砸击力度实在太大，杨桦几乎是瞬间死亡的。这之后，凶手将杨桦抱进了室内进行了**抑或直接说是奸尸，完事后从容离开，只把两道房门虚掩上了。

　　令警方震惊的是，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一丝一毫能够表明他身份的证据：由于犯罪过程中他戴了手套，所以找不到他的指纹；由于第一榔头就导致受害者死亡，没有搏斗，也就没有遗留他的血液、头发、皮肤或衣服扣子；由于奸尸时戴了安全套，并在事后将安全套带离了现场，受害者体内当然也就提取不到他的**。尤其可怖的是，杨桦尸体的下**位以及附近的床单有被火燎过的痕迹，应该是用某种便携式高温喷枪焚烧的结果，警方起先推测这是凶手凌辱尸体的变态行为，可是后来当他们悟出真相的时候，不禁毛骨悚然，凶手这样做完全是理性的：他绝不让自己的**被警方提取到，一根都不留！

　　尽管杨桦的手机、钱包、项链被凶手拿走，但负责侦办此案的区刑侦队长杜建平还是敏锐地意识到，这只是凶手想误导警方所用的障眼法，把犯罪动机引导到劫财为主、劫色为辅的抢劫案上去，经验丰富的杜建平也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死者死于情杀——比如那个被目击到在现场出入的孙所长，就被他第一个排除了犯罪嫌疑——因为既往的无数案例表明，情杀类的犯罪现场往往呈现对死者的仇恨和“爱怜”这双重矛盾，比如捅了很多刀，但又小心地掩盖死者的隐私部位，绝不会一榔头砸死，奸尸，焚烧下阴，然后任由尸体裸露就扬长而去——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以发泄兽欲为目的的**杀人案。

　　而这样的犯罪，极少“一榔头买卖”。
　　杜建平在向上级请示并得到批准后，果断地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道是成立专案组，自己亲任组长侦办这一案件；第二道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媒体公开案件的部分信息，请求他们协助发布警讯，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安全；第三道是通知成隅里周边的五个街道、七十二个社区的各个人民武装部、安保部门，做好积极主动的防范工作，对那些单身独居的女性，居委会要做到“两个面”——见面说话、当面提醒。对于个别领导担心第二道和第三道命令会引发公众紧张时，他直接甩过去一句粗话：“都出人命了，还怕个毬！”

　　尽管杜建平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分秒必争地在凶手犯下下一起罪行前，筑起足够高大的防火墙，但紧赶慢赶，还是慢了一步。就在杨桦遇害后的第三天，第二起案件发生了。案发地点位于春柳街道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受害者姓吴，今年只有二十三岁，在听完雕塑公园的温拿演唱会之后，晚归时遭到榔头敲击后脑，也许是当时没有死，所以凶手在把她拖进屋里**之后，用榔头在她的脸上又狠狠砸了几下，砸得血肉模糊、脑浆四溢。

　　当然，凶手依旧没有留下指纹、血迹、毛发等任何有可能提供个人信息的线索，小吴的**也同样遭到了焚烧。
　　面对小吴的惨死，刑警们感到心头异常沉重，虽然长年累月面对各类犯罪，有时站在尸体和血泊前难免麻木，但凶手的残暴和几近挑衅的犯罪现场处理方式，还是激怒了每一位参与办案的丨警丨察，无论刑侦还是刑技人员，都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寻找遗留在犯罪现场的微量证据、逐一排查可疑人员、对每条线索深挖细捋、用大数据分析罪犯的个人特征，市局也给专案组加派了人手。而凶手似乎意识到了围捕他的大网正在慢慢收紧，突然蛰伏了起来，整整一个月，没有新的案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