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香茗摇了摇头。

　　“别不说话啊，案情分析会就是让大家敞开了说话的！”杜建平笑道，“你是上面派来的‘支援’，就得给我们支援支援嘛。”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笑声。
　　“我初来乍到的，没有什么经验，这一屋子都是我的师傅，我先跟着大家多学习、多了解。”林香茗笑着说。
　　散会后，杜建平跟好几个刑警感叹道：“那个小林很懂事，你们多带带他。”又半开玩笑地对李志勇说：“你跟小林学学，看人家比你年轻那么多，却一点儿都不毛躁，有规矩、有眼力见儿。”
　　李志勇不吭声，心说“这回只怕您是看走眼了”。
　　十年前的李志勇二十八岁，在刑侦一线摸爬滚打了六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苦也都吃得，在刑警队伍里属于“正当年”，按理说应该是领导重点培养的对象，却一直不太入杜建平的眼，甚至给他取了个“狗熊”的外号。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膀大腰圆，而是两个原因：一来他脸不洗头不梳，总是灰不溜丢的模样，平日里耷拉个脑袋，只知道埋头干活，不知道抬头看路；二来他脾气古怪，平时闷闷的，不大爱说话，但是一探讨起案情又死倔死倔的，一旦钻起牛角尖，八匹马也拉不回来，纵使杜建平这个顶头上司，他也敢当面顶撞——综合这俩特征，就连李志勇自己也不拒绝“狗熊”这个外号，反正警队里无人没有外号，比起有的男警官外号叫“大嫂”的，自己这个已经好太多了。

　　不过李志勇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办案喜欢动脑子，偶尔看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平日里有意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比如在这次案情分析会上，他就发现那个一言不发的小林看似“不毛躁、有规矩”，其实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案情分析会是指围绕某一重案，由牵头侦办的主要领导召集相关警务人员召开的会议。这种会上，不管警衔、职位、年龄，只要是与案件相关的见解，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因为刑侦工作本身就是用证据和推理对真相的还原，在案件侦破之前没有任何人掌握绝对真理，所以必须坚持言论上的自由和民主，集思广益，如果总担心“顶撞了领导会不会给我小鞋穿”，那就什么正事也别做了。因此，为了某一项证据是否可靠，为了某一个推论是否合理而发生争吵，会上闹得脸红脖子粗是常事，会后谁也不会计较……尽管如此，会议过程中，大家还是会对每个发言者的言谈，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这种点头未必代表着赞同和支持，更多是一种尊重和习惯。

　　但是林香茗没有。李志勇发现，整个的会议过程中，他确实听得非常专心，但很少对发言者的发言点头——唯一的一次，竟是对自己说的一段话，而那仅仅是自己一个考虑得非常不成熟的突发奇想。
　　“前面，法医和刑技组的同志们已经总结过了，罪犯的犯罪模式是相同的，就是在受害人用钥匙打开防盗门和房门的一瞬间，用铁榔头出其不意地猛砸后脑，致其昏厥后，抬入房间内实施**。但是大家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犯罪时间——”
　　杜建平打断他道：“刚才说过了啊，犯罪时间多是在晚上十点之后，对晚归的独居女子下手。”
　　“我说的犯罪时间，是指罪犯从出现在受害者身后到拿出凶器行凶的时间。”李志勇说着，将投影仪上的幻灯片翻到自己想演示的那几张，“大家来看，这三个犯罪现场，都发生在这种六层以下的旧式板楼里，一个在三层，两个在四层，我实地勘查过，这些板楼都是砖混结构的，楼道灯是那种敏感度非常高的感应灯，那么受害者十点左右回到家，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来到自己房门口的时候，感应灯一定是亮着的吧？”

　　同志们都在点头，目光里也都很茫然，没有听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只有林香茗眼睛一亮。
　　李志勇看到了，却装作没看见：“既然感应灯是打开的，那么楼道里应该非常明亮，这种情况下，当罪犯发起袭击的时候，为什么受害者连本能的抵抗动作都没有？”他拿起尸检报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说：“你们看，尸检报告上写得很明白，受害者的第一个创口都位于枕部，头皮呈星芒状裂伤，周围有圆形挫伤，从周围向中心逐渐变轻，颅骨呈凹陷状骨折，并有放射性骨裂……可是三个受害者没有一个的手部、胳膊或肩膀上出现抵御伤，一个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事发太突然了，她们被惊吓到了，瞬间失去了抵抗的反应？”杜建平猜测道。
　　“如果是第一个受害者，这样的猜测还合理，问题在于，当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之后，我们立刻通过各个街道、小区的居委会向居民发出了警示，而且调查中得知，第二个受害者因为单身独居，还接到了居委会主任的上门提示，至于第三位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她们怎么还一点儿警觉都没有？”李志勇再一次将幻灯片翻回犯罪现场那里，“大家再来看看案发的楼道，这种老楼的楼道台阶比较多，而且楼梯拐角处的空间不是堆着坛子罐子，就是放着自行车，藏不住什么人，罪犯就算发动突然袭击，无论是从下面一层冲上来，还是从上面一层冲下来，受害人都有一个时间档可以用来抵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被大家忽视了的那个‘犯罪时间’。”

　　有个刑警提出：“感应灯都有一个限定时间，假如罪犯是趁感应灯灭掉的时候，脱掉鞋，穿着袜子上下台阶，对受害者发起袭击呢？”

　　“且不说这种老楼的防盗门和房门，由于门框变形等原因，开合时都有很大的声音，足以‘唤醒’感应灯，更何况我们开门时，假如楼道突然变黑，都会习惯性地跺一下脚让灯重新亮起来，以保证钥匙能插进锁眼儿。当然，最重要的是，刑技的同志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留在楼道里的鞋印是连贯的，不存在脱掉鞋、穿着袜子去袭击的可能。”李志勇说。
　　旁边的一位刑技同志补充道：“这些鞋印证明，罪犯大都是从楼门外面尾随着受害者上楼，然后实施犯罪的。另外我们观察到，罪犯上楼的足迹在快要接近受害者的时候，并没有突然变尖、变窄，也没有留痕加重、步幅变长等情况，这就说明他并非冲上去袭击受害者，而是很正常地走上楼——”
　　“这也就再一次表明，受害者很可能是见到了罪犯，而罪犯是让她可以安心的熟人，这样她才放松了警惕。”李志勇说。
　　就在这时，李志勇看到林香茗轻轻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点头，让李志勇心中感到一丝惊喜。
　　“晚上十点，感应灯照亮的楼道，罪犯接近受害者，受害者看到了却毫无警惕，因为是可以安心的熟人……这也许就是受害者被杀的原因，不灭口就存在着被指证的危险。”杜建平自言自语地叨咕了几句，抬头望着李志勇，“按照你的推论，侦查方向有什么改变吗？”
　　李志勇说：“我认为，凶手很可能跟这几个受害人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比如亲戚、情人、老同学什么的，所以，如果从三个受害者共同的熟人进行排查，相信很快就会有所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