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上午，大家进行了最后的布置，怕小屋的谈判桌不够，又在小屋外的大厅边上摆了两张桌子。下午展馆就不许进人了，因为4月14日，展馆要进行开幕前最后一次安全大检查。晚饭后，我收好证件，跟着章玉葱一起顺着太平南大街走到头，沿着珠江向沙面方向去遛弯，边溜边聊一些参加交易会的注意事项和我来广州的一些感受。不知不觉回到出口部的时候，广州海关的大钟都敲了十下，门口值班的老谭见我们回来了，急匆匆地说：“大会那边来通知了，要求所有参加交易会的同志穿戴整齐、带好证件，到交易会主楼展馆六层集合。其他同事都已经走了，没想到你俩这会才回来。” 章玉葱赶忙问道：“通知几点回来了吗？”“没说。”外事没小事，我俩赶紧爬上五楼，装好证件，别好胸条和毛主席纪念章，章玉葱还刮了刮脸，我则用凉水洗了下毛巾擦汗，快速下楼。大会主展馆离我们这儿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坐车要三站，现在时间晚了，等车没谱，两人不约而同说“走着去！”汗也白擦了，脸也白洗了，汗流浃背的我俩看着九层高的大会展馆里灯火辉煌，沿街解放军站满了哨位，人行便道上空无一人，我俩被验明证件后，穿过层层关卡，由西侧进入大会展馆后直奔电梯间。电梯间门口站着两名解放军战士，乘坐电梯是不可能了，于是迅速到达楼梯间，一口气爬到六层，到了六层我突然间想起来自言自语说道：“六层？不是化工交易团的展位吗？”只见密密麻麻的人分成了两排，中间留出一个2米左右宽的甬道，个别老同志坐在椅子上，其他人则已经站了好一会了。

　　终于看见熟人了，老徐、李文方、出口科李科长、老任、副经理苏桂林等，有些日子没看见苏经理了，倍感亲切。又往前转了转，碰到了北新桥香饵胡同的老邻居，他是北京工艺品分公司负责金漆镶嵌家具的商品员。他比我大三岁，1962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广播器材厂所办的职业技校（也是凑岁数的学校），跟我上的半工半读的学校差不多。没几个月就分配了，他们这波有分到粮食局的、有分到商业局的，还有分到……他们这些人分到外贸的，据说也分到了好几个公司。我们组的曹美萍就是他们这一波的。他刚开始干的是旧漆家具的修复，在广安门外的工艺品广外库，他们干活离不开猪血、麻刀、黑漆，回家时一身臭烘烘的，那时他到我家打扑克和我爸聊他的工作，时常谈到生漆过不过敏等，终于在师傅的指导下、自己的努力下，鲤鱼跃龙门当上了商品员，精通业务，与工厂有着良好的关系，与客户打交道驾轻就熟。他这次已经是第二次参加交易会了，他是我心目中的能人。这个能人后来凭自己的本事拿下大专文凭，当上了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的货源计划处的处长，还曾任中国土产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分公司的经理，聪明、能干的他业务精进，仕途顺遂，后来在1987年，我们共同赴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北京市经济贸易代表团洽谈会”。那时他是代表团的秘书长，我是北京首饰公司的副带队。此时碰见了个这么熟悉的朋友，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聊北京、聊广州、聊出口部、聊睡门板、聊越秀宾馆的席梦思、聊我们分工艺品公司的十位同学的境遇等等。看着等候的人群没什么动静，我们俩转向中央大厅，那里有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展柜。当时这件事挺轰动的，人民日报还专题报道过，称之为生命科学的突破，并为未来治疗糖尿病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两个初中毕业生，连化学这门功课都没及格过的人居然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化工展馆里了解胰岛素，还仔细地看着说明，实话说，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但真实发生的是若干年后我们俩都得了2型糖尿病……再往前走还看到了这个苯、那个芬、还有维生素，眼花缭乱的。总之有说不完的话题，最后终于聊到“今天咱们干嘛来了？”共同回答“不知道呀！都是听通知就跟大伙一块过来了。”

　　我们就这么站着、等着、聊着、盼着……
　　天色已接近凌晨，该发生的事情已悄然过去，大家顺着楼梯走到了大街上，“骑马”的各自奔着自己应乘坐的大轿车，“骑驴”的我们则默默地走在一德西路上。迷人的夜晚、安静的街道、西去的月光、清新的空气、在这万籁俱静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心潮澎湃，为了交易会、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将全力以赴，不能辜负领导的期待。
　　交易会结束了，货从会场撤回来了，一切都归于平静，我的工资也由17.08元涨到19.08元。各口岸公司的领导和同事到出口部看望我们这些常驻人员，表示关心和慰问。我们公司的领导和老任他们都来了，有的人是来问候聊天、也有的人专门为看出口部的翠钻样品的、更有的人是想看那六十多卡拉的祖母绿和三十多卡拉的猫眼石的。当然出口部的同事们一定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这些常驻的人不断到火车站，送走一批又一批回家的同事，出口部也一下子清净了不少。回想着他们在火车上挥手致意的情景，想着两天后他们就能到家了，我也有点想家了，想爸妈、想兄弟、想……，反正家里的一切我都想，破旧的香饵胡同、低矮的86号平房、半间屋子的大土炕、院中的桃树、公用的自来水管、狭窄挤人的门道等。想也没用，怎么也得等到明年春节才能回家呢！给家里写封信吧，自打到了广州，只给家里写过一封报平安的短的像电报一样的信，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踏踏实实给家里信封信了。谈判间桌子上的台布也已经撤走，香烟也收了，可英德红茶那个罐还在桌子上放着，里面还有一些茶叶，反正也没人管，沏了一点茶，打开电扇，吹着热风，准备给家里写信。坐定后，就琢磨着那些内容可以写，哪些内容不可以写。

　　先说说不能写的内容，在来广州的一个月里，没吃过一顿带肉的菜，这要是让我妈知道了，她肯定会心疼。但离开北京时，公司发了12元的补助，买了一件的确良的半袖衬衫就花去了8元，又买毛巾、牙膏、肥皂、背心等，就没剩下多少钱。到广州时是3月下旬，那个月的工资都用在吃饭上也就没什么剩余了，到了广州后买了脸盆、拖鞋什么的，虽然又发了由北京到广州的在途补助3.6元，才勉强换了5元饭票，就等着4月份的工资加补助。我们吃饭是要到隔着两条街的广东工艺品公司，长期在这吃饭的人，每个人在碗柜里都有一大一小两个碗，大碗盛饭，小碗盛菜。广东工艺的同事则把碗带回办公室。这里的食堂炒菜也很奇怪，他们把肥瘦的肉片炒好放在一个盆里，之后将炒好的青菜放在另一个大盆里。这些青菜无非是菜心、芥兰、节瓜、通心菜等，有时还有需要粮票的豆腐，四两米饭七分钱，比北京便宜一分，一个青菜一般5-6分钱一份，若想吃肉菜，就得跟卖饭的人说“我要加多少钱的肉”以一毛钱为起点，也就是说要想吃一个肉菜，这顿饭就得从5-6分变成一毛五六分，再加七分钱的米饭，这一顿饭就得两毛四五分呀，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再算算日子，素菜也挺好，反正桌子上有生抽（酱油）不要钱，桌边木桶里的菜汤也白喝，也就每天都这么凑活着。再说了我们在家吃饭时，我妈给全家也才买两毛钱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