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归热闹，活一点也不耽误。去交易会大会的人也定下来了：马副主任、胡玉岚、杨带玉、小丁和我。参会人员需要交照片，没照片的赶紧去照，照片要用在大会的出入证上。各交易团在展馆的布展已经有条不紊的展开，并在友谊剧场召开关于“不许记笔记的国别政策和客户分类”的报告会。总公司对日本工作小组正式成立，开幕后每天的第一个小时用于宣传***思想，即与客人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的宣传口径也定下来了。保密规定、安保责任、爆炸排除、火灾隐患，一项项工作紧张有序的进行着。我们也开始整理我们将要带到展馆的货，从保管员那里接收过来打包装好。参加交易会的标志发下来了：一个深红色的绸带，上面印着：中国第21届出口商品交易会 交易员；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在纪念章的后面也刻着“第21届交易会赠”的字样；还有就是贴有自己照片的出入证，最后是一个用于别在胸前绸条的小别针。我将佩戴着有“中国”字样的标志走到外贸战线的前沿。在我未满18岁时，一个仅挣17.08元的小学徒，就能代表“中国”那是多么的荣光，在学生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将发生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同时它又赋予我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进一退、言谈举止，无不代表着“中国”。这也是我今后学习的无限动力，我要掌握丰富的地理、历史知识；提高对政治的敏感度；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能力。

　　“你去越秀宾馆开一个对日的工作会议。”姚主任对我说道。“为什么是我去？”“总公司成立了一个对日工作小组，主要是学习对日工作的政策掌握、对我们的工作管控、还有对日宣传等方面的事项。各公司都要派一人参加这个小组，你就是咱们出口部派去的人。”我骑着我们出口部的自行车到了越秀宾馆，按照指示找到了小会议室，我到的比较早，其他口岸的对日工作人员陆续到达就位。总公司的一位个子较高、体型不胖、近看非常干练的女同志来到会场，坐在中间的沙发上，自我介绍道：“我是总公司工艺品处的，负责对日工作，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掌声响起，她接着说道：“大家今天都相互认识一下，开幕后大家有日本客户时多交流，遇到政策方面的问题时多沟通，客户提出问题时不要轻易作答。”说到这时，只见一些其他公司的同志下意识开始记笔记了。“请大家不要记笔记，记不住的话随时问我。”她又讲了一些我们和对日的关系，如何发展中日贸易，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等等。她一边侃侃而谈，一边用眼睛扫着看我，我也注意到其他公司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在说：这怎么来了一个小孩！她讲了不少后又请其他同志发言，不少人讲了一些自己口岸日本客户的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也就听着大家说。

　　突然她对我说：“小同志，你也来说说你对中日关系的理解。”我听后内心狂喜，俗话说：好马在腿上，好人在嘴上，用在现在这个时候最合适不过了。于是我把在小人书上看到的、报纸上印的、瞎侃时聊的都作为我的发言内容：先秦时秦始皇派徐福去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唐鉴真和尚东渡；由扬州的大名寺、平山堂到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以阿倍仲麻吕为代表的日本遣唐使到中国留学；宋代时经济联系密切、元朝时忽必烈造战船东征日本，遇季风而失败；明朝的戚继光杀倭寇保海疆；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强盛，甲午海战中我兵败于黄海，屈辱地签下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白银两亿多两；在近代史中，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过日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引发我全民族八年抗战，并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建立后，日本政府将自己作为美帝的走狗签《安保条约》，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制造敌视我国的事件；我国政府寄希望于日本人民加强民间人员往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几次经红十字会遣返了在华的大量日侨，使他们回归祖国与亲人团聚，增进了政界、文化界、商界、体育界的往来，尤其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使日本体育界人士进入新中国，加强了对我国的认识与了解；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办事处的建立、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成立扩大了中日贸易额，我们现在急需对日出口，以加强两国的民间贸易往来。”我说着，大家听着，不觉都露出诧异的表情，没想到这个孩子对日本的了解这么全面。在座的同志都表示服从领导安排，统一对外。会后人们都拿着宾馆的饭票去吃饭了。我骑着自行车在回出口部的路上找了一个粉面馆，吃了四两大汤粉，解决了午饭。

　　该往大会展馆那边放货了，各个保管员将货装入蓝布盒内，二十几个盒用一个包袱皮包好，系上一个活扣，再把这十几个包好的包袱皮搬到门口，叫三辆三轮车，每辆三轮车上坐一个人，再放上几个包袱皮包裹，在没有武装押送、警车保卫、闲人旁观的环境下，价值几百万的珠宝钻翠就这样被送到了展馆。来到展馆门口，我不慌不忙地向里走去，两位年龄较大的门卫正在门口执勤，胳臂上还带着印有“警卫”二字的红箍，见我走过来连忙伸出手臂拦住我并问：“你找谁？”“我是参加交易会的。”“不可能！你赶快去上学。”“我真的是来参加交易会的！”我随着说随把印有交易会的红绸子条和别在胸前的毛主席纪念章拿给他看，他们看后仍不相信，嘟囔着“这小孩怎么可能是参加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呢？”

　　然后又问我：“出入证呢？”我从兜里拿出“出入证”给他看。因为出入证是塞在工作证里的，所以我一并连工作证一起拿给他看。他对着工作证和出入证的照片，仔细地打量着我，说道：“你是北京首饰公司的？经理是谁？”我有些气恼，回怼道：“你管得着吗？”他可能实在没得问了，又被我气的哭笑不得，就说“说出经理是谁就让你进！”我想了一下，如果一直赌气不告诉他，展馆里我们的同事肯定以为我去珠江边玩了，于是不耐烦的甩出一句“苏桂林”。他们把工作证、出入证还给我后无奈地说道：“进去吧！”在往后我所参加的十几次交易会中，他们再没人查过我的证件。到了展馆的二层，那个楼梯边的小房间，靠墙边一溜转字锁铁柜已摆放完毕，朝南和朝西的两面窗户前摆了几张方桌，镀铬的钢管的折叠椅闪闪发光，罩着鲜红色人造革椅面的椅座格外醒目，没有茶具、没有暖壶、更没有放香烟的柜橱，这些招待客人的用品则由专门的服务人员安排。我们几人到齐后，马副主任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首先做了工作分工，小丁是这里所有货物的保管员，我负责日本客户兼保卫，老杨和小胡负责远洋客户工作（除港澳、日本地区的客户，其余统称为远洋客户），工作程序和在出口部开盘时一样。港澳地区的珠宝商参加交易会，虽然也是接受大会的邀请，参加交易会举办的开闭幕酒会，但他们跟大会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跟平时一样，还是在一德西路504号的翠钻出口部开盘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