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然而曾英却并不这么想，他散尽家财，买了好酒好肉款待部下，并亲自操练他们。结果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把这支部队练得虎虎生威，士气旺盛。
　　张献忠一开始并没有把曾英这几百人放在眼里，结果就是这么一支不起眼的小部队，给张献忠的大西军制造了不少的麻烦，把张献忠气得牙根痒痒，恨不得把曾英生吞活剥了。
　　后来曾英在涪州抵抗大西军的时候，遭到了大西军的重重包围，他被农民军士兵一刀砍在了脸上，鲜血淋漓，忍着剧痛亡命突围，才算勉强捡回了一条小命。
　　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却把本钱输了个精光，成了一个光杆司令，而且张献忠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曾英，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曾英这回似乎真的回天乏术了。
　　也算曾英运气好，他在亡命天涯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和尚，和尚先是把他藏了起来，躲过了张献忠的追兵，后来又拿出一大笔钱，供曾英再次招募部下。

　　曾英用这笔钱大肆招兵买马，十天里居然招到了一万多人，就此东山再起。
　　公元1645年（大西大顺二年、南明弘光二年）春，弘光政权发动各路明军反扑四川，搞得张献忠一天也不得安宁。曾英趁此机会，指挥部下一举击败张献忠委任的重庆守将刘廷举，攻下了重庆。
　　刘廷举败回成都，向张献忠报告了重庆失守的消息。张献忠对义子刘文秀说：“重庆乃要害之地，万不可失。”他命令刘文秀带领三万人反攻，结果并未成功，曾英进一步巩固了对重庆的占领，部众达到了二十多万。隆武皇帝封曾英为平寇伯，永历皇帝即位以后，又升曾英为平虏侯。
　　现在既然是仇人见面，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于大西军来说，今日一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曾英，跟你拼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西军，曾英倒是出奇的镇定，他看到大西军队伍才几千人，其中骑兵甚至只有几百人，而且衣冠不整、满脸疲惫，颇有些看他不起，所以并没有做什么战斗准备。
　　历史事实无数次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战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单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人数。
　　刘文秀看到重庆防卫松懈，对孙可望说：“曾英瞧不起我们，自以为拥有长江天险，竟然毫无防备，这是大好的机会。况且我军断粮已经十多天了，与其饿死，不如一战！”话音刚落，他就带着五个勇士手拿弓箭、嘴衔短刃跳入江中，忍着冰冷刺骨的江水，往城门方向游去。

　　城门下停泊的是明军的战舰，刘文秀等人游到战舰附近，忽然全部沉入水中，从守城明军的视野里消失了。明军望见哈哈大笑，以为这些人全都淹死了。
　　刘文秀等人当然没有淹死，他们从水底下把船凿了个洞，顺着洞进入船内，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明军面前。船上的明军毫无防备，被全部歼灭，大西军俘获了一只大船全身而退。
　　有了船，就好打仗了。大西军挑选了精兵一百多人，驾船直冲江上明军的舰队，明军抵挡不住，望风披靡。
　　曾英大怒：就这么一条破船还想翻天？他亲自带着十多艘战舰，围攻大西军的孤舰。
　　大西军将领王自奇当时正在船上指挥战斗，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指挥明军的曾英。他二话不说，拈弓搭箭，一箭射中了曾英的胸口，当即将其射落水中。
　　二十万明军失去统帅，军心大乱，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大西军乘势攻克重庆，获得粮食辎重无数，军威大振。
　　日期：2022-06-25 14:36:16

　　2、何去何从
　　重庆之战刚一结束，张献忠的左丞相汪兆龄也一路败退到了重庆。
　　四将军对汪兆龄并没有什么好感。当年就是在这货的鼓动之下，张献忠才在四川大开杀戒，最终导致自己在四川待不下去，只好出川另寻出路，最后在西充县死于清军之手。可以说，大西军在西充的惨败，汪兆龄是有很大责任的。
　　汪兆龄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四将军对他的态度，此时的他还做着凭借自己左丞相的身份领导四将军的美梦呢。
　　这就纯属自己作死了，张献忠在的时候，汪兆龄或许还比较吃香，现在张献忠都死了，你汪兆龄还想继续吆五喝六？想多了吧？
　　艾能奇就愤怒地指责汪兆麟：“昔日老万岁（指张献忠）在成都，你贵为宰相，却不用心辅佐皇上治国，只知道劝他杀人，以至于人不自安，不肯顺从，全天下的人都说我等是贼。现在你还要让我等继续做贼吗？”
　　汪兆龄就这样被四将军处死了。

　　汪兆龄一死，大西军原来的最高领导人只有四将军了，因此就形成了四将军共同领导的体制。为保证事权统一，需要确定一位主要领导人。四人之中，孙可望原本地位和威望就比较高，加上他又有些文化，于是自然而然成为了主要领导人。
　　孙可望，原名孙可旺，陕西延长县李城里人。他的家庭情况和张献忠差不多，父亲孙选应该是个农民，家中至少有八个孩子，孙可望排名第七。
　　少年时代的孙可望是很有志向的，他读书非常认真，很快就达到了一定的文化水平。
　　然而，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要想养活家里这么多孩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孙可望的读书之路很快就走到头了。崇祯初年，陕北旱灾，民变四起，张献忠四处转战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孙可望不同于常人之处，便将他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养为义子，皆随自己姓张。
　　孙可望在张献忠军中很快就成长为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每次遇到强敌，孙可望都能带着部下沉着应变，坚守不动，军中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名为“一堵墙”。

　　除此之外，孙可望还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张献忠在成都待不下去，准备弃城而走的时候，发布了屠城的命令。当时孙可望正在外领兵平定地方叛乱，听说义父下令剿洗成都，大为悲伤，痛苦地说：“我等数年艰辛，全是为了黎民百姓，如今却付诸东流，实在可惜！父王这么做，实在是欠缺考虑。父王是百姓之首，就好比头颅之于身体，现在手足都没了，头颅还能独存吗？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不过是空有王的名号罢了。”

　　这说明，孙可望这些年对学习文化知识的坚持，已经让他具备了比较高的政治头脑。
　　日期：2022-06-26 09:14:13
　　公元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正月初三，大西军从四川綦江（今重庆市綦江区）出发，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进占遵义。到三月份，接连攻克贵阳、定番州（今贵州省惠水县）、永宁州（今贵州省关岭县永宁镇）。由于大西军军纪严明，所以所到之处望风而降，很快就占领了贵州全省。
　　然而，此时大西军仍然没能彻底摆脱清军的威胁，孙可望的打算是，率领大西军继续南撤，如果清军追得急了，就逃到海上去。
　　李定国坚决反对这种消极悲观的想法，他建议联明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