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围绕着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慢慢地行驶着。车内光线很暗。神情沉重、愈显疲乏的贡开宸深深地陷坐在宽大的后座里，透过深色的车窗玻璃，凝望着广场上的一切。

　　昨晚，他准时准点赶到中南海西南门。西南门的警卫已经接到内卫有关部门的通知，对贡开宸所在的那个车队的两辆奥迪车放行。车队快行驶到勤政殿前时，坐在副驾驶位上的郭立明看到勤政殿前已停放着十几辆挂有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总装等各大总部车牌号的高级轿车。他心里一咯噔，没敢出声，只是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贡开宸。没等贡开宸做出什么反应，一位中年人已走出勤政殿，并快步走到他们车前。贡开宸知道他是总书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便忙下车来答应。在那位工作人员的指领下，两辆奥迪慢慢驶到不远处的一排高青砖平房前停下。

　　“发生了一点紧急情况。军委的领导正在向总书记和在京的几位常委汇报。总书记请您稍等一会儿。”那位中年人把贡开宸领进那排高大结实而又特别宽敞的平房里，沏上茶，和颜悦色地解释。这一“稍等”，居然就是五个小时。大约等到凌晨两点半，总书记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便来劝贡开宸，能不能到另一个房间的值班床上“稍稍地休息一会儿”：“总书记那儿，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不用不用。总书记和常委领导同志都还在工作，我这算什么？”贡开宸忙说道。是的，只论年龄，总书记和几位常委都要比他大许多，他是应该这么说的。总书记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笑着轻轻叹了口气，没再劝下去，只是拿来一个靠垫，让贡开宸使用，意思是让他半靠半躺在沙发上等候。毕竟也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嘛！一开始，贡开宸还不愿半靠半躺下，但终究正襟危坐了四五个小时，腰背早已开始酸疼，于是勉强接过靠垫，枕在脑后，软塌下身子，把脚略略舒展开去，又看了一会儿《人民日报》，竟然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再后来，迷迷蒙蒙中似乎是听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声。潜意识告诉他，有人来了。他告诉自己，应该礼节性地起身应答，但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四肢沉沉的也一点都动弹不得。反复跟自己挣扎，仍然没用。骤然间有人轻推了他一下，附在他耳旁说了句：“总书记来了……”他脑袋里嗡地一响，再一努劲儿，这一下，坐起来了。睁开眼一看，吓他一跳，总书记果然就在他面前站着，笑眯眯地看着他，说道：“让你久等了。休息了一会儿？休息了一会儿，好。”瞬间，他全清醒了，忙提议：“总书记，您休息一下吧？我再等一会儿……”总书记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向外指了指，示意他跟着一块儿去勤政殿，便先转身向外走去了。贡开宸赶紧镇定下自己，跟着走出那排高大的青砖平房，抬头一看，勤政殿前依然明晃晃的路灯光下，那十几辆挂着各种军牌号的黑壳高级轿车，这时一辆都不见了。

　　总书记跟贡开宸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总理又跟贡开宸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贡开宸的座车驶出中南海大门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六点多了。这时，张大康乘坐的那辆奔驰车也开进了马扬居住的那个住宅区。这是一幢陈旧的红砖住宅楼。由于夫人黄群的工作缘故（她一直还在大山子职工医院里当她的主任大夫），马扬调任省城经贸委副主任后，一直没搬家。
　　但今天张大康来敲他住宅门时，他却正在为搬家事宜而忙碌着。不是往省城搬，而是要搬出K省，搬过长江，逶迤五岭，演一出新时期的“胜利大逃亡”。也就是说，他终于觉得自己必须调离K省了。

　　实施这次“调动”，当然跟他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的那份六七万字的“材料”有直接的关系。落笔前，他就很清醒，该材料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最终都会得罪一个人——贡开宸。身在K省，却把贡开宸得罪了，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马扬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马扬曾反复考虑过，要不要写这份“后果肯定严重”的材料。有一阵子，他很犹豫，很忐忑。他几次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那两位资深研究员，想请他们能允许他“不写这样的一份材料”，并希望他们能真切地理解、同情他的这个“不写”……但几次话到嘴边，他都没说出口，并把它们一一“咬碎”，咽回肚里。他反复问自己：有这个必要跟国务院研发中心的这些资深研究员诉这种苦吗？他们什么不清楚？什么不知道？一切就看你自己到底想怎么对待这个似乎充满变数、似乎多灾多难，却又似乎让人尚可寄予一线期望的时代……就看你究竟想做什么！

　　总要改变一点什么吧？总要付出一点什么吧？
　　他努力说服自己。
　　有时候，他站在自己家那扇油漆已然脱落了的木质窗户前，眺望远近那一片片高矮不等、新旧不等且又朝向不一的屋顶，望着那些由屋顶和屋顶划分出的小巷，又由小巷和小巷构建成的市民生活领地，望着那些笔直的砖砌烟囱或在风中战栗着的铁皮烟囱，在烟囱之间低低飞掠过的灰色鸽群……然后他会继续往远处眺望。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那里有几个开掘露天煤矿所形成的大坑。这些坑，口宽少说也有一两千米，深达七八十米，或一百多米。坑壁向下向中间渐渐收缩，成倒圆锥状倾斜，默对苍天。最鼎盛时，火车和载重卡车齐头并进，日夜兼程，从它们袒露着的“腹”中往外运煤。至今在坑壁上还“残留”着一段段铁轨和公路的遗迹。而在常人看起来如此“宏伟”的铁路和公路，跟这些大坑放在一起，就像遗忘在巨人身上的几根生了锈的、变了色的铁制牙签或骨制牙签。这些坑真是巨大无比啊！要知道，这每一个坑都是人工挖出来的。几十万人的劳作，几十年的血汗，一旦骤然冷寂……雨急风狂，又何妨且当做朦胧秋月、几树惊鸦……

　　他也曾这样感慨过，也的确一直不忍心掉头他去……

　　已然四十五六岁了的他，和张大康是大学同窗。当时，张大康是学校团委的宣传部长，校园里一颗极耀眼的“政治新星”。他则是学生会的一般干部。任何时候看到他，总是低着头，斜挎着一只装满了书的旧帆布书包，急匆匆去，急匆匆来，好像永远行走在借书、还书的路上。需要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也总是默默地对你笑一笑，一副憨厚木讷、少言寡语的样子。但谁都知道，他是张“部长”身边最得力的“高参”，“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倚马千言的刀笔吏”。临毕业前，张大康对他自己和马扬曾有过一段极精辟和到位的分析。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佳的三人组合，如果有一天这三个人真能拧到一块儿，那么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们三人办不到的事。这三人，一个当然就是他张大康，第二人就是马扬，至于那第三位，“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说他了，暂时雪藏”。他说他张大康是凭着一股藏不了堵不死也压抑不住，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地从周身的骨节缝眼儿里往外冒的“活泛劲儿”在吸引和推动周围的人。“而马扬是用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不动声色地在聚合人、支配人。假如有一天，他要愿意出头露面站到队伍前边去扛大旗，那，比我厉害一百倍……”这是他对马扬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