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长江中上游地区。该地区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农作物以水稻为主，而水稻生长对灌溉条件要求甚高，“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故湖广地方官和乡绅对于水利设施的兴修都十分重视，修建的水利设施数量极大。
　　双季稻的推广是清代湖南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湖南双季稻的推广约在雍乾年间。乾隆三年（1738年）布政使张桀、按察使严瑞龙有言：“南楚之田，一岁再熟”；乾隆十年（1745年）前后杨锡绂、周人骥等任湖南抚按大臣时又大力推广，屡次发布告示“劝种两熟稻谷”，地方官也积极加以推行，故而较见成效。
　　水利兴修和双季稻的推广，使湖南稻谷亩产比明代大幅度提高。湖北水稻产区，水利设施完备亩产较高者可达5-6石，一般沿江平原亩产大致在2-3 石之间。湖南亩产高者5-7 石，低者2-3 石，一般在2-4 石之间；而洞庭湖区则在4-6 石之间，亩产不在长江三角洲之下，在华中三省中也是最高的。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湖广地区成为粮食输出区，遂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清代其输出量更大幅度增长。康熙皇帝曾说：“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一旦湘米不至，即会引起江浙米价上涨。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食贸易中心，湖南长沙、宝庆、岳州、衡州、常德等府所产之米均先聚于洞庭，经岳州出长江而达汉口。据全汉升估计，雍正年间自湖广运往江南的稻米每年约有1000万石；吴承明估计，清代前期江南地区每年从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广、四川输入的稻米约为1500万石。明清时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开发及其作为粮食输出区的确立，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经济地位，对江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东北、台湾等边疆地区。从明清时期开始，东北、台湾等边疆地区也开始进入全国经济网络，在区域分工中也扮演着自己的重要角色。
　　自康熙中叶始，东北已陆续有余粮输出。据《清圣祖实录》卷128载：“有运盛京粮米于山海关内者，又泛海贩粜于山东者多有之”。乾隆初年，因直隶歉收粮价腾贵，清政府下令：“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乾隆九年（1744年）因山东遭灾，从奉天调运存仓米20万石海运至山东以救饥。嘉道年间，东北输往直隶、山东二省的高粮、粟米等粮食每年约一二百万石； 而输往江南的豆麦、杂粮每年更高达上千万石，东北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粮食供应地之一。

　　清代台湾开始与大陆有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台米输浙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这年以浙江歉收，商船运台米一万石，次年又运米四万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浙西三府输入大米稀少，拨运台米43600石。蔗糖是台湾的另一重要物产和输出商品。台湾甘蔗种植甚广，糖产亦多。台湾糖产，主要销往上海、宁波、天津、牛庄等地。王韬《瀛壖杂志》记言：“闽粤大商多在沪之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天津自雍正年间即有台糖进口，主要是由漳泉海商转销而至。此外，台糖还大量输往东南亚和日本。

　　江南地区作为纺织业发达地区，输出的产品自然以丝绸、生丝或棉布为主。明代的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载：浙西丝绸大量输出于“秦、晋、燕、周大贾”，松江布也“俱走秦晋京边诸路”。随着清代东北地区的开放和海运的畅通，东北的大豆和小麦进入江南市场，清代学者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

　　明代中后期，江南的丝绸沿长江而上已远销四川，同时，松江棉布也已经在长江上游市场出现。至清代，江南与长江中上游的丝布换大米的贸易对流更加活跃。长江中游的湖广、江西等地已成为松江布的主要市场，而长江中上游的大米也沿江输入江南，清代的包世臣曾写道：“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
　　江南地区由于发达的手工业，输出的基本是制成品，输入的是初级农产品。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能看出17-18世纪上半叶，明清中国区域分工与区域经济发达，同时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出中国全国统一市场的发达，在这个统一的市场中，每个地区都以自身所长立于一席之地，通过市场贸易，每个地区都获得了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好处。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与市场机制在17世纪-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欧洲发挥着大致相同的作用。

　　日期：2021-10-16 17:57:14

　　（42）
　　【讨论】一点想法
　　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和社会，都受到相同的自然规律的限制，具有相似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各文明的大趋势也是相似的。那么我们衡量文明的进步程度，是不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呢？
　　1. 经济发展，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效率等，生产工具和技术。
　　2. 人身解放和自由程度。
　　3. 文化普及，从宗教走向世俗和理性，大众文化。
　　中华文明的中古时期是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至1841年鸦片战争为止，历时约二千年。我们从这几点来概括一下中华文明的进化。
　　1.自秦汉至明清，都是处于大一统皇权制度统治。农耕文明的本质没有改变。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基本不变，是地主和自耕农的混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工具的进步，主要是铁制农具普及，完全取代了先秦的石制和木制农具。动力始终是人力畜力以及局部利用水力和风力。生产技术和效率缓慢提高。农业单产增加、二熟制推广。
　　手工业进步较大，生产规模、技艺均有提高。但没有突破性进步。
　　中古欧洲（中世纪）始自公元5世纪罗马崩溃，止于1500年大航海。历时约一千年。欧洲的核心区是大西洋沿海的西欧（法英德）。西欧起初很落后，但进步较快，带动广义的西欧和东欧进阶。中古欧洲可以在相对短的历史时间内进步到近代社会，原因有：1.欧洲的地理地缘不错，尤其是西欧有一些优势，越往后优势越加突出。2.吸取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文化成果。3.吸收了阿拉伯、印度和中华等东方文明的文化成果，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多种技术成果显著地促进了欧洲社会发展

　　中古欧洲的领主制度，既是政治制度也是经济制度。政治结构是多中心多层次的松散分离状况。与中华文明相比，商业的比重似乎大一些。随着生产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出现了独立程度不同的自治城市和市民阶层。中古后期欧洲进步呈现加速趋势。技术进步显著，尤其是机械技术的普及和提高为中华文明所不及。
　　2.人身解放和自由：与奴隶和农奴制度相比，中古中华自秦汉就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农奴和奴隶制度也有一些残存影响，例如奴婢直到明清依然存在。国家政权直接约束百姓。早期农民大多依附于豪门大族为主的贵族，唐宋进入平民时代，可是束缚广大农民的宗族势力长存直至清末。明中后期到清中叶，商业化近代化潮流慢慢推进，国家对百姓的约束渐渐减弱，各种人身依附也渐趋消除。
　　欧洲的人身依附主要是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它也是长期存在，在东欧直到19世纪中叶才废除。在17-18世纪仍然广泛地对女巫和“异端”施行火刑，充分暴露了基督教的邪教反人类性质。甚至直至19世纪的奴役黑奴更是文明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系统犯罪。

　　不过也不应否认，西欧在中古末期及近代初期出现了保障国民人身安全和自由的意识，并以法律形式成为制度。而在中国并没有明确的人身自由的观念，更没有相应的法律。中国有详尽的刑法，没有独立完整的商法。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和大族，不禁让人哀叹，尽管经过了一千五百年的进化，中华文明在保障人身最基本的生命权方面竟然毫无进步！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戮在清初再次出现，再次说明，传统文明无法自行产生生命权和人权的概念。

　　大规模的屠杀罪行在欧洲同样出现。欧洲对阿拉伯人的屠杀、17世纪教派冲突都是实例。
　　3.文化的历史趋势是从巫师僧侣走向世俗的贵族，再进一步走向平民知识阶层。相应地从宗教文明走向世俗文明。中华文明最迟从西周开始就是世俗的理性文明。古希腊大体也是世俗文明，尤其是他们的哲学是理性哲学。而罗马后期之后基督邪教支配了欧洲的精神世界，直到近代欧洲才转变为世俗政权和世俗文化。
　　中华的文化在商周是贵族文化，春秋战国文化向平民普及，可是限于少数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文化属于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是在唐宋才登上历史舞台，例如唐宋传奇、说书。到了明清大众文化已很流行，包括说书、戏曲等。而明清之际的长篇小说可认为是大众文化上升到高雅文化。
　　欧洲的文化本来很落后，文艺复兴以后才从宗教文化进阶为世俗文化。16世纪以后文化发展迅猛，识字率很快提高，18、19世纪出现面向全体国民的公民教育。中国的识字率始终不高，直至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现代历史阶段才普及全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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