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平原植棉发展也非常迅速。山东植棉州县明代大约40多个，清代增至90余州县；除了数量增加外，更为重要的则是专业化、大面积种植的发展，在一些主要产区棉花种植比重已相当之高，出现了粮棉并重，甚至棉花种植超过粮食作物的现象。如山东西北棉区清平县，棉花种植“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高唐州“种（棉）花地多，种谷地少”；夏津县则是以棉花收成好坏衡量“年之丰歉”。直隶的正定、保定二府及冀、赵、深、定诸州都是棉花重要产区。乾隆年间黄可润《畿辅见闻录》载：“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直隶总督方观承《棉花图》也说，“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之八九”。

　　江浙太湖流域一些地区农民种桑养蚕，形成顾禄《清嘉集》卷4中所说的“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的情形。万历的《秀水县志》中说：秀水县之王江径，“近镇村坊，都以种桑养蚕缫丝织䌷为业”。明末清初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吾里（指桐乡县）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捻则公私俱困。”
　　同治时期《长兴县志》言：农家“一岁赋税、租债、衣食、日用皆取给（桑蚕）焉”。以上很多农户把蚕桑视成主业，有的地区蚕桑收入超过稻田。
　　长江流域种茶相当普遍。据地方志记载，清代浙江于潜县山区农民“仰食于茶者十之七”。江西义宁州“最上腴土栽茶最多”，致粮田日减。安徽太湖县种茶农产，收入“不减稼穑”。湖南平江县“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湖北鹤峰州有些农户“赖此（指种茶）以为生计”。四川永川县某些地区，农民“赖此（指种茶）为衣食者甚众”。丹棱县西部山区，茶园“蜿延数十里，种植成园”。

　　甘蔗是明清时期食糖的重要来源之一。江西省由赣州至南安“两岸尽为蔗田”。南康县由嘉庆至道光数十年间，农民纷纷将良田改种甘蔗。福建泉州府农民也将稻田改种甘蔗，竟致稻米日益缺乏。晋江县因农民多种蔗，食粮不够，需要从外地输入。据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台湾府志》记载：台湾甘蔗种植面积扩大，“竟十倍于旧年”。清康熙雍正年间的巡台御史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中称，“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种蔗制糖）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贩运）”。

　　岭南气候炎热，降雨量大，适合热带、亚热带果树种植。据地方志及吴震方的《岭南杂记》记载，广东广州“可耕之地甚少， 民多种柑桔以图利”。广州城西的荔枝湾“居人以树荔为业者数十家”。番禺县之鹿步都三四十里间居民多以花果为业。顺德县之陈村，周环四十余里，龙眼荔枝柑橙等树“约有数十万株”，“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南海县东部某些地区盛产龙眼荔枝，居民“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

　　中国种烟出现较晚，系在明清之际。但发展较速，种植地区遍布全国。据乾隆间郭起元的《论闽省务本节用书》，福建二千余里，“今则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乾隆八年（1743年）大学士等议覆禁烟时奏报：直隶、山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种烟尤多，陇亩相望，谷土日耗”。此外，乾隆年间方苞奏报：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五省直酿酒所耗之谷约为一千数百万石，而种烟所占土地相当于酿酒所耗“十之六七”，即相当于生产约1000万石粮食的土地！方苞所说可能有所夸张，但反映出烟田发展之迅速和种植之普遍。

　　李文治的研究认为，以上这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户，其年产值的商品化率至少有50%-60%，有的高达80%。

　　经济作物的产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乾隆时期的河南省《巩县志》中说：棉花种植的利润，是种植大麦小麦利润的两倍。茶叶种植利润也很大，是粮食种植的3-4倍。明清史料中有大量记载说农民因为贪图高利润，放弃粮食而改种其他经济作物。这正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机制正牵引着明清中国农民，引导着明清中国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同时，这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经营也体现了明清中国农产品市场的成熟与发达。

　　日期：2021-10-14 10:32:15
　　（41）
　　#区域分工

　　17世纪-19世纪前期中国区域分工与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可以分成以下几个专业化的经济区域。
　　第一，江南地区。它以高效农业与棉、丝纺织业并重为主要特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与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亩耕地的经济收益明显提高。高投入、高产出，是江南农业经济的重要特色。
　　清代前期，江南已逐渐形成三个相对集中的农作物分布区，即：濒江沿海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以及运河东北至沿海沙地之间狭长的水稻产区。
　　比农业更能体现江南地区分工特色的是其发达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与丝织业。明清时期每年有巨量棉布和丝织品行销全国，甚至出口。

　　第二，珠江三角洲。借助于亚热带气候特点，明代该地区主要发展以荔枝、甘蔗等热带果树为主的各种经济作物专业化种植区，进入清代后桑蚕养殖业发展也很迅速。
　　“果基鱼塘”是明代珠江三角洲重要的区域特点，这是一种果树种植业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形农业经营方式。它主要分布于南海九江、顺德龙山、龙江一带，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基下为池以蓄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桑基鱼塘”，即把原来的果基改为桑基。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再以蚕屎饲鱼，塘泥肥桑。

　　经济作物种植的大幅度增长，使珠江三角洲缺粮日益严重。清代中叶广东全省每年需从相邻的广西、湖南、江西以及暹罗、安南等地输入稻谷400万石左右，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供应珠江三角洲的。不过，三角洲缺粮虽然严重，但粮价并不甚高，广州府粮价一直低于潮州、嘉应等府州。这显然与三角洲便利的交通条件，密集的市场网络及其有效运作密切相关。通过大规模的粮食输入，珠江三角洲较好地解决了四百万人口的食粮问题，从而腾出更多的土地种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

　　第三，华北平原。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农业发展的最主要成果是两年三熟制的普及，即利用两年的时候，种植三茬作物，一般是大麦或小麦、豆类和小米等。同时，明清时期经济作物也开始普及，最多的是棉花，其次是烟草，枣梨等果树也比较普遍。
　　手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明代华北棉纺织业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尚不够发达，本地所产棉布供不应求，每年都需从江南大量输入棉布。清代华北平原棉纺织业迅速普及，形成不少有较大产能的商品布集中产区。到乾嘉年间，冀鲁豫华北三省已从明代的棉布输入区变为棉布输出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