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一空，其衣食全赖此。"
　　棉纺行业能够获得更加多的收入，因此不少百姓开始放弃种植粮食作物，转型为专门的棉花种植户。在不适合种植棉花的地区，农户们则大多变成了专门的纺户，负责从产地收购棉花，然后将其纺织成布。这样的生产方式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开展起来，许多新的商镇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不断地扩大。
　　很大一部分农民从农业耕种中走了出来，变成了专业的手工业者，引起历史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转向城镇的人口流动，并冲击了社会秩序。可是手工业发展空间有限，后来的农民便很难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日期：2021-08-27 12:49:05

　　（06）
　　#江南“永佃制”地权分离
　　自宋朝以来人口不断增多，到明清时期人口过亿，是宋朝的两倍之多。人口压力客观上要求得到更多耕地，明中叶以后，“永佃制”应运而生。永佃制通过继承和再租佃将土地分割更多的小块，形成更多的小农，部分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农民似乎拥有了部分的产权，而且由于定额租的关系，也拥有部分收益权，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精耕细作提高产量，获得更多的收益，积极性有所提高。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永佃制进一步固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用权与所有权进一步分离。永佃土地的农民一旦富庶，不必退佃，而是可以转雇或佃，从而形成介于地主与耕者之间的中介人，即农业资本家的刍形。

　　但同时，永佃制地权分化的结果，形成了“一田二主”的局面，以及通过再租佃形成“二地主”、“三地主”的形式，租佃关系复杂，使土地产权分离走向极端。产权模糊、主体不明，严重割裂了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阻碍了市场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不断分化的产权也限制了人口与土地的自然流动，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从短期看缓解了农民的生存权问题，使有限的土地养活了众多的人口，但从长远来看抑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关系烂熟的表现，是生产关系的大倒退。

　　永佃制使地主与佃农无限分割地权造成地主对土地失去了部分产权，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又限制了土地的合理流动，地主演变成食利者阶层，从而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动力。
　　【链接】
　　根据明史专家樊树志教授的研究，江南永佃制以及地权分离（田面和田底）的现象，从明中叶起出现，清道光、咸丰以后更加明朗，并且延续到民国二三十年代。
　　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所有权——田面权与田底权，以及两个所有权人——田面业主与田底业主。这种现象被当时人称为“一田二主”。最为典型的史料就是光绪《周庄镇志》卷四风俗中的一段话：“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或易，而田主亦不易。有时购田建公署，架民屋，而田价必田主与佃农两议而瓜分之，至少亦十分之四也。”

　　民国时期1918年关于江苏省物权习惯的调查报告，其中一则为“一田亩上设定两个所有权”，说得很透彻：“查江苏佃户租种田亩，有肥土之称，又呼为田面，即佃户于业主田亩上有相当之地价，不啻一田亩而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你看，明白无误的写着：“一田亩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即田底所有权人与田面所有权人，也就是“一田二主”。
　　1934年10月10日上海《大晚报》刊登一篇俞觐撰写的《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从另一个侧面作出证实。该调查报告指出：“田面权是与地主所有权并行的，与所有权分离而独立存在。田面权属佃农所有，其转移价常较(田底)所有权为高。如现在田亩所有权(田底权)的买卖，每亩稻田最高三十元，田面权尚值六十元；棉田(田底)所有权最高二十元，田面权值三十元”。田面价格明显高于田底价格，如果田面权仅仅是使用权(永佃权)，那就难以理解，为何使用权价格反而高于所有权价格？

　　田面权价格高于田底权价格，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变化，问题就在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加速，耕地日益减少，田面权愈加显得珍贵。因为田面所有权人有经营土地的权力，而田底所有权人只有收取地租的权力。关于这一点，30年代有的学者在考察了苏州、无锡、常熟农村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如此写道：“所谓田底田面，同时因其所有主体不同，亦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前者归地主所有，后者归佃户所有。田底权固为产权之一种，田面权因有独立之价格，所有者可以自由买卖，故亦为产权之一种”；“该田底面制其最大之特点在此，即田底田面权之分裂，而田面权为产权之一种，而可以移转变更，比之其他租佃制度下佃户所有之佃种或耕种只能使用或收益者，判然不同”

　　日本满铁在20世纪30年代末关于松江县的抽样调查表明，有田面权的达137件，没有田面权的仅9件，田面与田底的分离十分普遍；田面买卖与田底买卖大体相似。1950年松江新农乡的调查报告也指出，该乡大部分土地有“田面权”与“田底权”之分；田面权可以自由出租、出典或买卖；张家村的村民拥有田面权的土地占佃入田的98.7％。这种情况是江南以外的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与这一地区市镇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城居地主较多，地权高度分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农业集约化的上海周边地区，城居地主大多经营工商业，无暇经营田产；而佃农(包括佃中农、佃富农)多致力于获取田面权，使自己可以较为稳定的经营土地，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化和新型工商业城镇的发展， “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财富进入城镇，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与工商业利润比较，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地权的分散更加成为历史的必然。
　　地权分散对江浙土地结构影响甚大，当地大多数土地为自耕农家庭拥有……
　　根据20世纪20、30年代的统计数字，无锡、上海周边等地，乡村土地很分散，大部分在自耕农（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手中。地主家庭拥有的田地只占少数，而且相当部分是自行耕种。几乎都是中小地主，占地50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见。
　　根据1950年嘉定县土地改革档案资料，1950年土地改革以前，嘉定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状况十分明显。地主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21.9％，人均占有20.0亩；富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8.0％，人均占有5.5亩；中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38.8％，人均占有2.6亩；贫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21.2％，人均占有1.0亩。中农和贫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60％，很显然，这是一个自耕农占优势，而地主不占优势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