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点，钱咏文也有自己的看法。
　　“探方47下层窖穴出土的粳型米粒，很可能属于粳糯。现今云南高山地区多种粳糯，粤北连南、连山县少数民族(瑶、苗族)地区也多种粳糯。而在那些种植技术比较原始的地方，水稻品种一般都较混杂。”
　　对于这话，苏亦是认同的，“我查了一些资料，咱们粤北地区有的少数民族，有到解放初期还保留比较原始的种植方式，例如，连南瑶族种植的布丁、布骨和香粳，就是属于粳糯，采取的是类似于海南岛五指山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刀耕火种、轮休土地的方法。”
　　钱咏文感慨，“这些你都知道，这段时间没少资料吧？”

　　苏亦不谦虚，“确实如此，但只是看资料，心中没底。”
　　钱咏文点头，“没调查没发言权，我早年间曾经走访过咱们省内各个地区，在粤北乐昌，过去曾种植一种岭禾，不是水稻，而是旱稻。如果你要展开的话，可以实地走访调查，这样一来，你的论文题目就有点大了，到时候，完全可以结合，广东、云南等省区少数民族有关农业资料，然后通过这个方面切入你做农业考古，应该对探索咱们华南新石器时代的栽培稻的种植方式，是很好的启发。据我所知，这个方面的研究，咱们省内应该是没有做的。”

　　说到这里，钱咏文，语重心长地说，“小苏，你年纪还小，有的是时间，所以，不要急，可以沉下心来，把一个课题追踪几年，会出成果的。”
　　他生怕苏亦年纪小，得失心重，着急出成果，却静不下心来做学问，白白浪费了这还天赋。
　　对于这种长辈般的关怀，苏亦不敷衍，“钱老师，会的。”
　　这个年代，要是无法静下心来做学问，还学什么考古读什么研？
　　再过几年，等改革开放了，老老实实创业当首富不香吗？
　　苏亦的粮研所之行，收获满满，也累的一塌糊涂。

　　沈明来直接编写了一段三字经，“六月天，大热天，在稻田，来插秧，真要命。”
　　因为时间的关系，苏亦并没有麻烦钱咏文带他过去华农拜访梁家勉教授。
　　虽然粮研所就在华农附近，但苏亦还是婉拒了钱咏文的提议。
　　他想认识梁家勉教授，但却不愿意通过钱咏文的关系，毕竟，他现在是跟杨式挺学习，于情于理都应该通过杨老师的关系而非一面之缘的钱咏文。
　　当然，钱咏文的好意却不能忘，所以，当天下午，苏亦又拉着沈明继续在稻田里面插秧了。
　　代价就是包圆半个月的肠粉。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沈明的“三字经”。

　　去了一趟粮研所，又拜访了省博一些老师之后，苏亦的石峡稻遗迹相关论文终于可以动笔了。
　　粗稿完成之后，苏亦又去找杨式挺等对方点评。
　　“你之前给我的论文大纲，主要提到两点，第一是石峡栽培稻遗迹的发现和鉴定。而第二点则是从石质农具和栽培稻推测当时的农业发展阶段。第一部分，你的数据很详细，但第二部分，就显得有些单薄，石峡出土的农具方面你还要下一番功夫。”
　　“咱们做考古的，研究稻作起源，并不是简单的研究而是古为今用，要通过栽培稻遗迹去推测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阶段，要知道，你是学考古学的，非不是稻作学，咱们可以从考古的角度去追溯稻作起源，却不可能忽略考古的发现，不能本末倒置，这一点，你需要去观看一下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
　　“除此之外，就是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这一点，你总结的挺好，我就不赘述了，主要还是第二部分，你需要补足一些资料，这一点，你去找老吴，他可以帮你，我这段时间需要处理佛山河宕遗址的发掘工作，所以，可能没时间兼顾你这边，希望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同样，你论文完成之后，可能要跟我一起去河宕遗址的工地了。”
　　有了这样一通点评，苏亦只好继续修改论文了。
　　然后继续翻看郭老的中国史稿，76年的时候，这书出了第一版。
　　《中国史稿》是郭老主编，而非郭老亲自撰写。

　　里面主要的撰写者，主要是社科院历史所的专家。
　　六十年代的时候，这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存在了不少的争议。
　　就曾经出现过郭老抄袭北大邹恒讲义的争议。
　　这件事涉及到不少人。
　　其中就包括实际负责主编尹哒。
　　主要是编写组的人，招呼不打一声就直接把邹先生二十多万的讲义拿过来用，然后什么引用说明都没有，甚至也不跟北大这边打招呼，也没有联系邹先生本人。
　　邹先生得知此事后就找时任北大副校长兼任历史系主任翦老。
　　当时，翦老去找时任北大校长陆平。
　　最后事情就传到郭老的耳中，郭老追责，当时，中科院历史所的人就过来北大道歉了。

　　只是，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
　　没法子，因为十年来了。
　　除此之外，《中国史稿》这书还有一个大的争议，就是直接引用了郭老本书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直接采用了郭老的观点。
　　也就是中学历史课本里面说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

　　把夏朝的建立，当作是是奴隶制社会开始的标志，从战国初年（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是封建社会时期。
　　郭老的古史分期一直在学界就存在着争议。
　　不少学者，直接就提出来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
　　不过，争议是争议。
　　主流学术观念依旧是这个。

　　同样，杨式挺让苏亦引用这本书的观点也是原始社会部分，这部分，是不存在争议的，就算有争议也很小。
　　苏亦放心用。
　　不过，刚才杨式挺的告诫，也让苏亦关于栽培稻方面的资料收集告一段落。
　　他终究是学考古的，而非水稻学。
　　不过，石峡稻遗迹的发现意义是重大的。
　　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发现史上的空白。
　　所以丁颖教授在《中国水稻栽培学》，指出，“就江汉平原以至皖、苏、浙各地稻谷出土遗迹的分布情况看，当时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也似比之黄河流域更为普遍，其栽培时期也可能比黄河流域为早。但在珠江流域迄今还未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迹，这是今后应该注意发掘调查的。”

　　好巧，石峡稻遗迹的发现，就填补这个空白。
　　不过，论文想要深入一些，除了论证稻作起源，还要以小见大，通过稻遗迹去推测新石器时代的岭南农业的发展阶段。
　　而这个方面缺少不了农具出土物。
　　石峡遗址下层及壹、贰、叁期墓葬出土的三百多件石钁、铲、锛、凿等生产工具中，属于农具，主要是石钁、石铲，以及一部分器型较大的石锛。
　　“石峡遗址出土的石钁和石铲都比较罕见，其中石钁共计出土18件。但，这种农具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与稻谷共存的，都是从108、80、104、43号墓发掘出来的。除此之外，探访11和探方86中也发现了三件。”
　　吴振华说，“这种石钁一般比较厚重，可以用来掘土和垦植，若与石铲配合，或可用以开挖沟渠，有了这种农具，就给种植水稻提供了必然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