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地避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这些天真善良的无辜百姓。
　　咸通十五年（874）2月，刘瞻回京，5月就迎来了一个好日子：宰相裴坦逝世。
　　于是，朝廷继续提拔刘瞻为宰相。
　　朝中另一个宰相——刘邺，吓得瑟瑟发抖。因为当年刘瞻被贬官的时候，刘邺因担心自己成为“保研党”的攻击对象而主动向“保研党”靠拢，联合起来陷害刘瞻。

　　刘瞻成了刘邺向“保研党”纳的投名状。刘邺因此深得“保研党”信任，很快就从兵部侍郎（正四品下）升迁为礼部尚书（正三品）、宰相。
　　“保研党”余孽刘邺，担心刘瞻会反攻倒算，惶恐不可终日。
　　8月初，刘邺宴请刘瞻，叙旧，沟通感情。宴饮结束，刘瞻回家之后就突然生病，并于8月15日不治身亡。
　　所有人都说是刘邺在酒食中下了毒。
　　刘邺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但这不能当做证据。证据链不完整也不确凿。
　　刘瞻之死，也就成了千古谜案。
　　10月，朝廷贬刘邺为淮南节度使，贬出朝廷。
　　刘邺，是大诗人刘禹锡的侄子。
　　刘邺的父亲叫刘三复，也是神童，深得李德裕（“牛李党争”中“李党”领军人物）欣赏，得以重重提拔。时任汝州刺史的刘禹锡，就主动与刘三复攀同宗，并为刘三复作诗相赠，以“从弟”相呼，所以，刘禹锡是刘邺的大爷。
　　刘邺也是小神童，六七岁就能作诗，也深得李德裕喜爱。李德裕让他给自己的儿子当伴读。后来，李德裕失势，刘邺也成了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
　　这时候，刘瞻提拔了他，让他做左拾遗，又成为翰林学士。刘瞻是刘邺的另一个贵人。
　　李德裕死后，朝中无人敢为“牛党”、“李党”鸣冤叫屈，唯独刘邺，在唐懿宗一次郊天大赦的时候，为李德裕上疏，求圣上开恩。俨然一副知恩图报的义士形象。
　　那他为何恩将仇报，陷害提拔他的刘瞻呢？我们还要拂去表面尘土，窥探内在本真。
　　李德裕当时已死，“李党”销声匿迹，不会掀起波澜。此时对其子嗣开怀布恩，既能彰显皇恩浩荡、宽容仁慈，又不会触发政治风险，岂不是一举两得？
　　新天子登基，正需要向世人展现一副仁君形象，体恤关怀一下“李党”余嗣，正是一次绝佳作秀的机会。
　　而当时的宰相令狐绹，是“牛党”残余，也通常被视作“牛党”的后期领袖。他在朝中做宰相时，多次大赦天下，唯独“李党”不在恩赦之列。

　　那一年，令狐绹刚刚卸任宰相，离开中央，去了地方，做淮南节度使。刘邺就是趁这个空当，为“李党”喊冤。
　　好比现在，我们通常会看到某些子孙、徒弟在父祖、师父的葬礼上嚎啕大哭，别以为真是什么孝子孝孙。平时的孝才是孝，葬礼上的孝都是演给别人看的。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刘邺对刘瞻的恩将仇报了。
　　刘邺的故事还没完，后文将提到他的下场。

　　新皇帝李俨登基，铲除奸臣乱党，蒙冤之人终得昭雪，举国同欢。
　　11月，改年号为“乾符”于是“咸通十五年”就改成了“乾符元年”。
　　改元大赦，群臣庆贺。
　　大唐人民的一位老朋友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新皇帝致以崇高的问候：南诏又双叒叕犯疆！

　　乾符元年（874）11月，南诏卷土重来，再次侵入大唐西南边境，威胁成都府，西川军溃败不能止。
　　世隆得意洋洋，给西川军送来一封信，措辞傲慢，充满威胁恐吓。
　　西川军把送信的南诏使团留出两个活口，其余全部斩杀，让这俩哥们儿携带回信滚回南诏。回信中，西川军列举南诏种种罪状，顺便侮辱谩骂。龟儿子，过来耍！
　　朝廷下诏，河东、山南西道、东川派军支援；又调天平军节度使高骈到西川，让他担任“援蜀总司令”，继而又委任高骈为西川节度使，这样，不仅援蜀的部队归他指挥，西川本地的军队也要服从高骈的调遣。高骈成了名副其实的总指挥。
　　上一次“成都保卫战”，是由大唐地方官员主动挑起，南诏虽然来势凶猛，但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一次，南诏做了充分的准备，战略目标也更加清晰明确，其攻势也更加犀利。
　　而高骈是大唐对付南诏的吉祥物，是南诏的克星。
　　早在9年前（865）的“安南战争”中，高骈率军大破南诏，收复安南，击毙南诏侵略军总司令段宗榜，斩获甚多。

　　那一仗把南诏彻底打服、打怕。打得南诏得了“恐高症”。
　　如今，南诏小朋友不听话，该派高骈去打屁股了。
　　高骈行进到剑州（今四川省剑阁县），派使节飞马通知成都：大开城门，解除戒备。
　　这时候，身边有人警告他，说南诏已经在成都眼皮子底下了，而我们距离成都尚有数百里之遥，您让成都现在就大开城门，万一南诏军队一拥而入，成都岂不顷刻间沦落敌手？
　　高骈听罢，“哈哈”大笑，嘴唇一撇，伸大拇指比划着自己的鼻子，“老子当年在交趾的时候，轻轻松松就吃掉了他们二十万大军，他们一听到我的大名，逃跑都来不及，还敢进成都？现在是春季，成都城里数十万军民拥挤在一起，卫生条件极差，很容易爆发瘟疫。打开城门，放出难民，刻不容缓。”
　　使节快马抵达成都，大开城门，商铺恢复营业，企业复工复产，士兵们也得以脱下厚重的铠甲，一切都像和平时期一样。人民欢欣鼓舞。
　　不出高骈所料，当南诏得到高骈入川的消息后，“恐高症”立刻发作，赶忙派来使者求和，解围而走。
　　成都军民无不称赞高骈有勇有谋、有胆有识。高骈简直就是战神下凡。
　　高骈享受着各种恭维，喜形于色，当即奏报朝廷：“南诏蛮子，跳梁小丑，很好对付。不用兴师动众、劳师远征嘛，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够了，干嘛还调遣振武（今内蒙古境内）、鄜坊（今陕西境内）、河东（今山西境内）的军队？白费钱嘛，让他们都回去吧。”
　　朝廷只命令河东援军返回。
　　高骈抵达成都，第二天就派步骑兵五千人追击撤退中的南诏侵略军。当老子这里是公共厕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追到大渡河，斩杀甚多，生擒数十名南诏将领，押解回成都。
　　高骈伸伸懒腰，打个哈欠，“我留这帮王八蛋有什么用？全给我剁了。”成都城外，南诏俘虏论个放血。
　　随后，高骈重新修整了各关口及大渡河各城垒营寨，又在南诏进军的交通要道上筑城，取名“平夷城”，派数千军队驻扎。从此，南诏不敢再有动作。
　　震慑住南诏之后，高骈开始了内部整顿，召见边境上败退回来的官员，责备他作战不利、大渡河天险失守、损兵折将、有辱国体、有损军威，下令——腰斩！
　　内外事务都安排妥当了，高骈又上一道奏章：我愿率领本部兵马，会同天平、昭义、义成各军共六万人，来个“对蛮自卫反击战”，反攻进南诏境内，直接掏它的老巢，灭了南诏得了！一劳永逸，省的年年受其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