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人类十五世纪航海史上的壮举。政治上，向西洋各国展示了国家实力，增进了相互的扩展了明朝为主体的朝贡体系，强化了明朝在海内外的影响力；经济上，客观上拓展了贸易，也加强了相互之间农业、工商业之间的学习交流；文化上，让中国和西洋诸国有了更广泛的交流。
　　第七次航海之后，郑和去世了（也有一说在第七次航海中去世）。在郑和死后，明朝没有再继续这样的海洋政策，没有再组织大规模的官方航海活动。即使是在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也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后来随着倭寇活动不断滋扰，明朝的海禁政策愈加严格，直到隆庆年间才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既然航海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明朝在相当长时间内对航海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热衷，官方航海也在郑和去世后迅速衰落、逐渐不再受重视了呢？

　　日期：2021-09-18 18:32:05
　　如果我们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出一些思考。郑和下西洋，是建立在当时明朝相对宽松的海洋政策的基础上的。航海战略不仅仅是开船那么简单，其实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与远见的体现。除了资助郑和船队之外，疏通运河、建设造船基地、建立补给港口、建立海外补给基地、海外军事冲突的军费等无一不是巨额开销，考虑到这些支出，再与船队贸易所得一比，便显得相差巨大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未得到内部官僚、豪强的支持。当时的海外贸易采取官方独营政策，与宋朝时期鼓励私人海外贸易、元朝时期官私合营的“官本船”体制相比，造成了官方“吃独食”的局面，这大大损害了豪强和商人的利益，也使得当时沿海地区走私盛行。而另一方面朝廷“吃独食”又吃不完，为了处理进口过剩带来的商品价格走低的局面，采用直接扣工资的方式向官员倾销，也让朝廷官员颇为反感和厌恶。

　　第三个原因，在于这一活动是官方主导的，与民间产生了脱节。船队带回来的多为昂贵的奢侈品，只能共上流社会把玩。同时，大量白银和黄金通过贸易顺差流入明朝，在解决中国自唐宋以来贵金属紧缺问题的同时，也使得永乐年间货币贬值近30%；由于造船任务繁重，使得南方造船地区的手工匠户大量逃亡，南京区域的船工匠户甚至锐减了四分之三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计。
　　第四个原因是战略重心的转移，有观点认为，通过郑和的数次下西洋，明朝已经确认了，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海上并没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可以对帝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当时的情况客观上也确实如此。于是，明朝的统治者们便将安全战略重心锁定在了内陆的北方。当然，这也与当时农业社会人们的认识的局限有关，毕竟那时的人们的视野还不足以覆盖太远，在当时的农业帝国，再有远见的黄帝，可很难洞悉未来数百年后人类的大势。

　　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以郑和死后，以他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在与文官集团的争权中逐渐处于下风，也是导致他们主张的航海政策逐渐边缘化的因素。
　　日期：2021-09-18 19:39:39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让我们牢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放眼看世界，一起努力，让国家和民族越来越强，立于世界不败之地！

　　日期：2021-09-18 20:37:44
　　同样是航海，但郑和的航海和欧洲殖民者的航海却有着诸多的不同。
　　从时间和规模来看，在同一时期，郑和下西洋在规模和次数上要胜于欧洲航海者，但后者的后劲更足，相比之下郑和下西洋有如昙花一现，后面便很难有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了。当时明朝的国力强盛，也拥有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各方面的条件甚至优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但终究没能把握好这一地理大发现的契机，没能坚持下去。
　　从目的来看，郑和下西洋政治的目的大于经济的目的，更多的在于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文化和贸易的交流，他向沿海国家展示了当时明朝的强盛；而欧洲国家的航海更多地有侵略与殖民的性质，他们通过航海与“发现”，依靠武力上的优势，通过侵略、掠夺、殖民、开拓市场、强迫合作等方式，攫取巨额利润，只是肥了自己的口袋。

　　从产生的影响来看，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国和西洋各国之间的了解，总体上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举措；但欧洲国家的航海更多的是一种单向的收益，只有利于强势的航海者，那些“被发现地”的人民得到了只有战争、死亡和苦难。
　　从推进发展进程来看，客观来讲，郑和下西洋相对而言产生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而欧洲国家的大航海引发的商业革命，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的成长，同时推动了全球化的浪潮，让人们看待、思考世界的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遗憾的是，无论如何，郑和之后，中国也就此和人类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与变革擦肩而过了。
　　让我们将目光投回欧洲西南海岸吧。就在郑和逝世的1433年，远在地球那端的葡萄牙的国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恩里克王子的哥哥杜阿尔特一世一世继位。国王的变化会对葡萄牙的航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日期：2021-09-19 16:30:13
　　【第五章 “非洲计划”进行时】
　　1433年，若昂一世因为瘟疫去世，他的儿子杜阿尔特一世继位。他是一位很有文艺细胞的国王，爱好是写书，比如教导人们如何保持良好节操和杜绝恶习的《忠诚顾问》、讲述骑马经验的《如何用好马鞍的骑乘艺术》、《慈善之书》以及一些诗集。在葡萄牙，人们有给帝王取外号的习惯，有点像我们国家给帝王的谥号，杜阿尔特一世的外号叫“演说家”和“哲学家”，可见他鲜明的特点。
　　在航海方面，杜阿尔特一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积极推动航海业朝非洲进行探索，也大力支持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恩里克王子的航海事业。葡萄牙的航海事业在杜阿尔特一世的任期内又有了新的进展。此时的恩里克王子，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欧洲人已知世界的尽头、为诸多航海前辈谈之色变的“魔鬼之海”博哈多尔角。

　　博哈多尔角位于非洲西海岸，位于今西撒哈拉一带，周边海域荒凉无比、险礁林立、暗流涌动，被当时的西方人的称为“死亡之角”，据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地图上，博哈多尔角附近的海域被画上了一个魔鬼的手。既然要探索更远的未知世界，那博哈多尔角就是必须逾越的地方。效力于恩里克王子的葡萄牙航海家埃阿尼什从拉古什出发，在沿非洲大陆西岸进行了多次尝试之后，于1434年一举成功穿越博哈多尔角并成功返回，攻克了地理大发现路上的一个重大阻碍。一年后，他再接再厉，越过博哈多尔角继续前行，航行到了博哈多尔角以南约200公里的非洲海岸，成为最先航行到北回归线以南地区的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