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1-06-06 18:49:43
　　57 刘邦废立失败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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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刘邦废立失败的深层原因，在道理、在人心。
　　古代思想发展史上，西汉大致处在一个讲究公道自在人心的阶段，前期尤其如此。在社会道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民间的道理，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左右判断是非标准的，是芸芸众生的直觉，即通常所谓天理良心、良知、公道。这不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芸芸众生特别厉害，而是因为皇权至上的观念、为皇权服务的一整套官方道理都尚未形成。
　　对于刘邦和韩信二人之间的是非，社会舆论是用一把尺子、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衡量的，认为韩信为刘邦打下了大半个江山，刘邦将韩信抓起来就是忘恩负义；韩信后来策动陈豨谋反也是因为刘邦背信弃义在先，而刘邦两口子联手杀了韩信、又灭三族，就更是恩将仇报。细细品读《史记》所有相关记载，这就是太史公判断是非的基本观念，并因此而对韩信抱着深切的同情。这又意味着，韩信去世已经百余年之后，西汉社会舆论仍然对韩信抱着深切的同情。

　　所以，刘邦把韩信抓起来之后，在社会舆论上立即就陷入被动。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就都是为了努力改变被动局面。可惜，斗争是双方的事情，韩信真的谋反了、进而被杀了，刘邦虽然赢了，却又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
　　所谓社会舆论，就是社会主导阶层对某个问题的基本一致的看法、并且有效影响了其余各阶层，又成为全社会各阶层基本一致的看法，形成千夫所指、众口一词的局面。
　　这个时候西汉社会的主导阶层就是由功臣集团变身而来的封君阶层，即参与推翻秦皇朝又追随刘邦战胜项羽集团的汉军将士。在政治上，他们是刘邦的自己人。自己人一致同情韩信，这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因为，刘邦自己也同情韩信。刘邦获悉韩信死讯之后“且喜且哀之”，其中“且喜”，自然是站在皇帝立场上的暗自庆幸；而“且哀之”，又无疑就是作为普通人对韩信的本能同情。大家不是皇帝，自然没有“且喜”的一面，那就只有“且哀之”的同情了。这种同情背后、支撑这种同情的，就是一致认为刘邦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包括刘邦本人潜意识中无疑也是这样认为的。

　　自周平王东迁、天子式微之后直至西汉，春秋战国的五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没有最高统治者，是一个以联盟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维系整个社会的就是管仲君臣在葵丘之会上率先创立的、规范诸侯行为的盟约。孔夫子极为钦佩、赞赏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论语·宪问》）。不依靠武力，依靠什么呢？就是自觉遵守共同契约、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共同理念，就是齐国作为力量最强大的盟主能够率先自觉遵守共同契约、率先自觉诚实守信、率先自觉知恩图报。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并将取得民众信任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因为当时的盟主和大小国君在本质上都是依靠信用治理国家的，信用是基本政治手段。粗粗梳理一番《左传》就会意识到，数百年间解决诸侯国家复杂“国际”纠纷的主要手段就是“盟”、是“约”，而“攻”、“伐”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辅助手段，是达成“盟”、“约”的手段。

　　改政移风、上行下效。数百年下来，信义—诚实守信、知恩图报成为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基本是非观念，社会成员都能自觉以信义自律，个别如豫让、群体如田横五百壮士那样的信义之士就是这样来的。相应，背信弃义、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也成为全社会所唾弃的行为，忘恩负义是最糟糕的人品，说某一个人忘恩负义就是基本否定。被当时周边社会、被后世历代羡慕、向往的古代社会风尚，就是信义所维系的。

　　后来，随着古代政治的变迁，忠孝渐渐取代了信义成为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基本是非观念，不忠不孝成为最糟糕的人品，社会风尚也越来越为志士仁人殷忧不已。信义是双向的、有条件的、是互相制约的，忠孝是单向的、无条件的、是不能互相制约的。由于能够互相制约，讲信义的社会不至于严重走偏；由于不能够互相制约，片面讲忠孝的社会却极有可能不知不觉走到沟里，还着急爬不上来。例如两宋，尤其是明清两朝。

　　由于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社会风尚，西汉社会舆论同情韩信、认为刘邦忘恩负义。且这种舆论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宣传、教育、引导的结果，而是无组织无领导的自觉、自然、自发形成的，绝大多数人都发自内心认为刘邦做得不对，是天理良心，是良知，是公道。从张良、陈平、蒯彻、季布到夏侯婴的宾客薛公，这一认识逐渐逼近了刘邦，刘邦也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了—人人自危缘于自己忘恩负义，人人自危的背后是大家认为自己有可能对所有人都忘恩负义，自己的威信，悄无声息地动摇了。

　　崇拜君主是君主政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历代皇朝都神化君主、尤其是开国君主，就是努力打造对君主的崇拜。崇拜君主，就是天下臣民发自内心认为君主真的英明伟大、未卜先知—统一思想就很容易；只要形成了对君主的崇拜，就是君主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皇帝怎么说就怎么是，大事会成为小事、有事也会没事，治理国家就会比较容易。而君主的威信一旦动摇，就是君主的崇拜被破坏，不论皇帝说什么，大家都会先考虑他说的对不对。这就大事不好了。任何君主都是芸芸众生一般爹娘生养、肉眼凡胎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英明伟大、未卜先知；大家一旦开始考虑他说的对不对，就会发现他的许多错误。这样一来，没事也会有事、小事会成为大事—统一思想就会很不容易，治理国家也会很不容易。

　　崇拜君主本质上是一种普遍愚昧状态，君主专制在本质上就是依靠普遍愚昧运转的，在普遍愚昧状态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当皇帝很不容易。春秋战国是一个长期百家争鸣、七嘴八舌的时代，没有形成普遍愚昧状态，反倒是动辄就有读书人指教君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皇帝就很不容易，嬴政不容易，刘邦更不容易。刘邦在废立太子之争当中遭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废立，是古代中国标志性的政治现象。既然涉及到了，随后几节就将古代废立之争粗略比较一番，以说明西汉的特殊，也说明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