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件事情中，刘邦的位置是南面为君、自然容易接受；如果北面为臣，他会不会还能这么容易接受？！
　　汉七年（前200）十月，在维修一新的长乐宫中，按照新的朝仪举行了第一次大朝会：
　　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传曰“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一套从秦皇朝继承下来的朝廷礼仪到底是些什么？刘邦为何就能“知为皇帝之贵也”？看看朝臣的规定动作就会明白：
　　——引以次入殿门。大臣进入宫中如同士卒一般列队，根据官职高低依次行进。这就此成为中国官员共同行动时自觉遵守的基本规则。有点像幼儿园小朋友排队，次序都是老师确定好的，谁若是乱了次序，自己就会赶紧站好；再不老师就会批评、甚至直接提溜过去。

　　——趋。行进方式是一溜小跑。
　　——尽伏、皆伏抑首。待着不动的时候必须趴在地下、低着头。
　　——以尊卑次起。言行必须根据官职高低依次进行。
　　——无敢欢哗失礼。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趴在地下还得低下头。保持这种规定姿态，还如何理直气壮说话，遑论平等！这一套东西的本质就是以制度性的规定动作剥夺了人的尊严，使得大臣在皇帝面前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之后两千年历代皇朝基本如此，甚至更过分。
　　对于之后的中国历史，这是影响重大的一天。
　　《资治通鉴》概括这个过程说：秦吞并六国后，将各国典章制度收集起来，采择其中尊君抑臣的集中一起，形成了秦皇朝的朝仪。叔孙通制定朝仪大抵就是照搬秦皇朝的，只是删减了其中需要皇帝亲自动作的大部分规定，皇帝基本只需安坐受礼。
　　日期：2021-04-25 14:08:20

　　29 司马光批驳叔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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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孙通办这件事情惹恼了1300余年后的司马光。老先生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大张挞伐，在《资治通鉴》相关记载后面写了一大段话：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本小节引文出自《资治通鉴》卷十一的不一一加注。）
　　然后又批评刘邦乐颠颠接受了这一套，“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之王者”。又说刘邦曾经接受陆贾的建议，还算明达、可教，如果能得大儒而佐之，应该可以建立一番更伟大的事业。可惜了。
　　接下来，老先生猛烈抨击叔孙通：“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说叔孙通只是继承了尊君抑臣的朝廷礼仪这一套糠粃，导致夏商周以来传统制度之精华就此沦陷而沉没，贻害直至北宋。

　　司马光反感这一套真发自内心又恨恨不已，依世、谐俗、取宠，直接指责叔孙通的人品。最后凛然宣告，如果是自己，绝不委己而从人，“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司马光何来诺大火气？
　　这一套朝仪的目的是尊君抑臣，核心是大臣动辄对皇帝伏地叩首，是根据政治权力调整礼仪规范，从根本上违背了华夏文明敬老尊贤的传统礼仪内涵，是偏离、甚至背离了华夏文明最珍贵的东西。（借此机会再说一遍，远古中国、华夏文明的传统礼仪的基本内涵是敬老尊贤，因为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且也是相关典籍、传说都可以证明的。相应，后来礼仪的基本内涵成为尊君抑臣，也是因为咱们的社会转向以官为本了。）

　　所以，司马光明确认为，这一套后来沿袭两千年的朝廷礼仪，只是传统文化的糠秕而绝非精华。叔孙通如果能够借西汉建立之机根绝这一套糠粃，司马光垂垂老矣，也就不必动辄就给北宋朝廷那一帮老少寡妇、小皇帝下跪叩头。
　　老先生几乎已经被后世定型为保守、保皇了，但他也不想给人伏地叩首啊。不仅不想给人伏地叩首，理念不合他都不干，宁可赋闲西园、著书立说，满腔不平大概淤积已久，便一股脑儿发泄在了叔孙通头上。

　　人生而希望平等，自古如此。说中国人生来就愿意下跪叩头，真正胡扯！司马公这般饱读诗书的标准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政治上和司马光对立的王安石，也写过一首《嘲叔孙通》诗：“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蕝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认为叔孙通的动机就是“贪君赐”。
　　后世往往以为西汉的体制已经蛮不错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却是这样一种看法。二人治国理政的理念尖锐对立，对叔孙通的看法却高度一致，一个说他“取宠”，一个说他“贪君赐”。通过这种一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北宋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一般政治倾向。
　　尽管司马光、王安石非常不满，但叔孙通制订的西汉朝仪还不是完全绝对一边倒，君臣在朝堂这般正式场合相见，还是要互相行礼的，例如丞相给君主行礼，君主也要给丞相还礼，然后大家坐下说话。也还算比较文明。后来影视作品经常展示的丞相狗一样趴在地上行礼如仪，君主神一样坐在上边欣然受礼，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野蛮。相当多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歌颂满清皇朝的那些，程度不同、有意无意，是将野蛮当文明展示。当然不能说是不知羞耻，却是严格意义上的不知野蛮。

　　公允而论，叔孙通并非只知阿谀奉承。但他有幸遭逢西汉革命而不能抓住机遇推动政治进步，反而继承发扬了秦皇朝的一套礼仪、为害当下并贻害千秋，历史作用确实落后。他逃离了秦二世胡亥，又主动趴在刘邦脚下；自己主动趴下了，刘邦或刘邦的子孙迟早也会成为胡亥，更何况刘邦已经选择了称皇帝。
　　进步，需要机遇。倘若司马光置身西汉，应该会另有一番作为，后来两千年中国人也就有可能不必动辄伏地叩首。姿态肯定决定思想，趴在地下说话和站直了说话，肯定不一样。如此而言，司马公的批评又不过分。
　　对有幸遭逢历史机遇者，叔孙通是一面镜子。两宋以前的传统文化特别鄙视逢君之恶、阿谀奉承，道理就在于此。
　　叔孙通也是西汉功臣之一。所幸只是极少数且不占主导地位。否则，西汉肯定就是另一番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