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夫一听顿时吓得不轻，说：“官爷，没有啊！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拿呀……”
　　“你这东西哪来的？”刘福喜指着酒桶问。
　　晦气晦气，贪小便宜没好事啊！这是渔夫上岸来捡柴禾烧饭，看见这里一堆，省了事，发现下面还有只木桶，可以回家装水了，因此取了搬到船上了。他结结巴巴把这些经过说着，最后再三申明：真不知道是官爷的东西。
　　“别他娘的啰嗦，快点给老子背下来。”船夫吓得赶紧将酒桶扛了下来，顺着翻译官刘福喜的指示，一路扛向码头。
　　此刻货物已经全部卸了下来，全部装运上船。刘福喜屁颠屁颠地走到日军中佐跟前，毕恭毕敬地敬了个军礼，谄媚道：“中佐，看我给您带了什么回来了？”
　　当日本中佐看到渔夫身上背着的酒桶时，原本板着的脸瞬间变得热切起来：“在哪里找到的？”
　　刘福喜兴奋起来，连忙道：“中佐，属下刚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江边发现了这个。”

　　“好，很好！回去后我会赏赐你的！”日本中佐满意的说道。
　　他没有跟中佐讲那么多，能得到中佐的器重，酒桶的来历又有什么重要的？
　　虽然烧死人晦气，但是今天有意外财喜，翻译高兴父母取了个好名字，又有福气又有喜事，乐滋滋地去洗了个澡，正准备找个小酒店喝两杯，日本兵来传唤他，说中佐叫他去他心里更美了：一定是酒桶打开了，要赏两杯给他喝。刘福喜高兴得几乎要唱小曲，一路小跑进了司令部。
　　没闻到酒香，却看到中佐阴沉的面孔。桌子上放着一张毛毯，毛毯里包裹着油纸，油纸上有三样东西：一筒胶卷，一个本子，还有一盒子他没见过的东西，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呀？
　　见他吱吱呜呜的，中佐对桌下的酒桶踢了一脚，木桶发出空洞的响声。一种不祥之兆突然袭来，他连忙申明，拿到酒桶没有打开，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后悔了，如果当时哪怕是提一下，也能知道里面装的不是酒啊，何必要巴巴结结送来讨好？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情报！一定是情报！”中佐严厉地喝问是哪来的？
　　刘福喜感到后背冷汗涔涔，说是在渔夫船上发现的。
　　事情没这样简单。胶卷，录像带，这几样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稀罕，为何聚集一起？何况笔记还是英文的，上头已经发了通知，为防止国际舆论的声讨，收缴一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记录，尤其要杜绝外国记者对外的曝光……这一下，让日军中佐联想到了许多，阴沉着脸，让刘福喜看。
　　他首先拿起赭色的软面本子，只有巴掌大，却有指头厚，翻开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他的英文知识有限，何况是这么潦草的字，只有摇头。又去拿胶卷，一看还没冲洗的，曝光了可不得了，就像捏了一个烫手的热山芋，赶紧放下。

　　那一盘小东西不看也知道，是录像带无疑了，这三样东西认得出来，但看不清上面是什么？问他到底是哪来的？他只有把经过说详细点。
　　“救人的男人呢？”中佐问。
　　“就是生病的那个码头工人，烧了。”他很干脆地说。不是你叫烧死的吗？这话不敢说。
　　“被救的外国人呢？”
　　“跑了……没找到……”
　　中佐到底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紧追不放：“在哪里逃跑的？”

　　他有点迷茫，说只有那个拉板车的小黄毛知道，他不敢说自己在医院没找到。
　　中佐把他臭骂了一顿，转念一想，如果把本子上写的英文翻译出来，就能知道录像带和胶卷里大致内容了。于是命令刘福喜先把本子上的东西翻译出来。这边，他打电话给码头上日军看守头目，要他们立即把黄牙找到带来。
　　等了一会儿，码头那边回电话了，说问了工头，那个小子是回去过，但身体瘦弱，没有他师傅帮衬，在码头上干不动活，已经把他打发走了。
　　中佐扭头看着刘福喜，他还在翻来覆去地翻看着日记本，问他看了半天日记本，看出什么名堂出来没有？刘福喜苦着脸说，自己英文不行的，这又是连笔写的，好潦草，他认不得，不知皇军里有没有懂英文的。

　　中佐连连摇头，让他想办法，还必须要找信得过的人。刘福喜不假思索地向中佐推荐自治会长楼宇。此人留学英国，学富五车，皖南有田地，湖城有工厂，家大业大，德高望重，不仅精通日语，而且精通英文，找他翻译一定可靠。
　　中佐当然知道，组建伪政权的时候就考察过楼宇。当即命令一个军曹去请自治会长。再让刘福喜赶紧找人把胶卷冲洗出来，把录像带放映出来。
　　真是的，不作死就不会早死，这都是自己找来的麻烦，解玲还需系玲人里，谁叫自己当了狗腿子？刘福喜先跑到电影院，电影院不愿意放电影给日本人看，他们进城几天后，老板姓也没心思看电影，对外就宣布说机器设备坏了。
　　刘福喜不信，说这么久应该修好了。头子对这二鬼子连声抱怨，说到处打仗，人心惶惶，零配件买不到。翻译拿出小盒子，说不是看电影，是放映这个录像带。

　　电影院的人见过世面，知道，如果在强光的照射下，可能会看到一些景象。但这是日本人要的东西，录像带有来历，一定是日军动态暴行的记录，这可是历史的罪证。
　　于是告诉他，即使自己设备修理好了，型号也不对，这16毫米摄影机只有外国人才有，在目前的小城市里，别想看片子。就是到南京也未必能找到放映机，说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刘福喜只有到照相馆去。那年头，照相的人本来不多，湖城是个小城市，只有两家照相馆。那一家有南京亲戚逃难来这里，述说了日军进南京杀人如麻的暴行，担心鬼子来湖城，全家跑反到重庆去了。只有一家开着，也半掩着门。
　　刘福喜一脚踹开了照相馆的门，老板乔立人刚想发怒，便看到了刘福喜，瞬间压住心头的怒火，笑着说：“哈哈，刘翻译光临，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好让我在门口相迎啊。伙计，上茶，上最好的茶！”
　　乔立人认识刘福喜，因为它带着给日本人照过相。那都是些什么照片呐，全是弄虚作假的东西：找来几个日本慰安妇，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给孩子们发糖果；找几个长得和善一点的日本兵抱孩子；给卖鞋子的小摊子上插上日本小旗子……从大人到孩子，没有一个愿意配合的，尤其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拍一张照片要摆弄半天，都是为了配合他们“中日亲善”的狗屁谎言。
　　也有的日本兵，喜欢湖城的山光水色，照了照片寄回家。都是这翻译官带来的人，因为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没在像他们在南京那样残酷屠杀，但是耀武扬威的本性没有改变，连二鬼子也跟着狗仗人势，为虎作伥。

　　老板虽然看不起刘福喜，但是也不敢得罪他，现在的湖城，全在日本人掌控之下，要是得罪了，那照相馆也不用再开下去了。
　　“乔老板，马上，把这些照片洗出来。”刘福喜大大咧咧坐下，掏出一卷胶卷放在桌子上。乔立人拿起来一看，既不是日本人用的樱花牌，也不是中国货，而是美国的柯达胶卷。美国1880年创立的柯达公司，是一个与摄影艺术共同成长起来的影像器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