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之孤城》
第49节

作者: 雪白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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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慨然答道:“款之为言缓,所以缓彼而急我。为了站稳脚步,从守住宁远到收复失土,还有许多事要做。现在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不能放过。曾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为了守辽复辽大局,就是日后果真遭忌,我也认了! ”
  袁崇焕与皇太极之议和从此正式开始。
  天启六年(金天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方吉纳、温塔什回到沈阳,向皇太极报告袁崇焕愿意议和的意见。皇太极当即召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共议复书之事同时也决定了兵犯朝鲜的具体日期。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正月初八,就在阿敏率大兵进犯朝鲜并掩袭东江毛文龙的同一天,皇太极又派方吉纳、温塔什二人出使宁远,送信给袁崇焕,提出了索钱索物的议和条件。在这封信里,皇太极仍然写着“大金国”字样,只是将“皇帝”二字改成了“汗”字。

  这一次,袁崇焕依旧封还原信,“令易去年号,遵奉正朔,与代题。”随即又向朝廷上疏,奏报方吉纳、温塔什第二次来宁远的详细情形。
  自此直到二月底两个来月的时间里,皇太极惟恐议和破裂,便一再改写致袁崇焕书信的格式。直到第三次,袁崇焕方才拆阅,同时复信指责皇太极“言不由衷”借议和而称兵朝鲜,且遵旨提出议和条件:“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并针对皇太极信中所提出的议和条件驳斥道:“若书中所开诸物,以中国财用广大,亦能靳比,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

  皇太极当然知道议和难以继续。但因出兵朝鲜尚无结局,又担心袁崇焕乘机出兵,所以特别加强了辽河一线的防备。
  其间,袁崇焕也曾奉旨以水师增援东江、并派赵率教等领兵九千先后逼近三岔河而作牵制之势,但毕竟为时已经太晚——因为鞑子兵连战皆胜,他们的恶行已经接近尾声了。
  三月十四,阿敏威服朝鲜、逼退毛文龙的捷报传到盛京,喜不自胜的皇太极随即变了脸,他于四月初八复信袁崇焕,指责袁崇焕提出的条件“是不愿讲和,有意激我之怒……”甚至反咬一口,说袁崇焕“诡言修好,仍遣哨卒侦视我地,收纳逃亡,逼处近界,修葺城堡,是尔之言不由衷也。”
  皇太极的目的达到了,于是决定停止遣使——他的这封信也由袁崇焕此前派往沈阳的使者顺便带回宁远,双方的这一次议和由此而中断。
  于是,从天启六年十月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议和:袁崇焕和皇太极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袁崇焕有了练兵、筑城和屯田的宝贵时间;皇太极呢,却抓住了出兵朝鲜的一个大好机会。
  因为袁崇焕出兵援朝已为时太晚,朝鲜与鞑子业已结为“兄弟之邦”、东江的毛文龙也从此退居海岛,于是也便有了朝廷上的人言汹汹。
  袁崇焕不得不屡疏申辩,但他不仅没有退缩一步,而且更加坚持自己主守的主张:

  ……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
  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得
  所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
  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
  故乘敌有事江东,始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

  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第91章 战守方略(一)

  宁远战后,袁崇焕不仅对“主守而后战”的战守方略更加信心十足,而且开始在更深的层次上考虑问题了。
  大明立国二百多年来,边患最重:被称为“北虏”的元朝残部及其后后裔退居塞上,从长城北不断向内地袭扰;在辽东的女真部落壮大之后,特别是努尔哈赤异军突起,很快就取代了蒙古而成为大明的腹心之患——显然,辽东之得失,直接影响到大明江山的安危。
  在袁崇焕的心目中,大明在辽东的军事战略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时间大约从大明初期到万历朝初期,为辽东稳定发发展阶段。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太官运亨通朱棣逐步建立对辽东的统治,到隆庆朝李成梁经略辽东二十二年,可以说辽东达到了“全盛”。在此期间,李成梁采取战守相结合的战略,一面防守,一面经常主动出塞作战,以战固守,而且师出必捷、威震绝域。正所谓“边师武功之盛,二百年未有也。”

  第二阶段,从万历中期到萨尔浒之战,近三十年间大明基本上采取以守为主的战略。万历十九年,李成梁解任,此后十年辽东“八易大将,戎务尽弛,战守无资,辽事大坏。”万历二十九年,李成梁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官——是时努尔哈赤已起兵复仇,势力方张;而大明的统治则日暮途穷、江河日下,李成梁在辽东八年的残暴统治归结为是加速了大明对辽东统治的瓦解过程。

  在辽东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势下,熊廷弼于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他针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的任意胡为,提出了“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的战略,也就是以城堡和墙垣作为固守的依托。这一战略得实施,也的确对辽东当时动荡的形势暂时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第三阶段,从萨尔浒战役结束到辽、沈相继陷落,辽东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大明战略为之一变。萨尔浒之战明军的惨败,一扫朝廷的傲慢与自大心理,却又立刻转向另一极端,变得惊恐、紧张甚至措手不及。努尔哈赤则乘机进军,一举再下开原、铁岭。这时候,大明朝廷又急忙起用被斥回乡的熊廷弼,前往辽东主持大计。面对辽东新局势,熊廷弼认为:“始下清、抚,譬火始燃;三路复师,厥攸灼矣;开、铁去而游骑纵横,火燎于原;今且并窥辽、沈,遂成不可响弥之势。”在开、铁也换守之后,明军气馁,民心慌乱,无力攻战,熊廷弼因此而主张紧守。他说:“顾以此时温谈进巢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险要,以守为稳者,何也?守正所以为战也。”他主守的主张很快就收到了效果,辽东仅“数月守备大固”。

  然而,朝廷无休止的党争祸及到了熊廷弼。朝廷权贵全不知兵,催他马上出发以求速战速胜。熊廷弼据理驳斥,反倒激起了更猛烈的围攻,他们攻击他“出关逾年,漫无定画”。遂加以种种罪名,甚至宣称:不罢斥熊廷弼,“辽必不保”。结果熊廷弼第二次被排挤去职,代之以不知兵的袁应泰。袁一上任便一反熊廷绯主守的战略,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妄自出战谋取抚顺。不料反遭努尔哈赤暗算,且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连续攻占沈阳、辽阳,“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

  第四阶段,从辽沈之战到广宁之役,这一阶段时间不长,但明朝内部围绕战守方略的争斗更加激烈,战局的变化之在也更非人们所预料。努尔哈赤攻占辽、沈,气势汹汹大有席卷全辽之势。危急时刻,朝廷再一次起用熊廷弼经略辽东,同时又任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力图保住辽河以西的疆土。
  但是,熊王二人为战守发生了激烈争执。熊廷弼主守,提出了一套防御战略,即“三方布置策”:一是设重兵于广宁,迎击建虏主力;二是在天津、登、莱置舟师,从海上牵制;三是以山海关为适中之地,节制三方。等各镇兵马大集,三方并举衽战略反攻。但王化贞主战,他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主客观条件,也不管是不是可能,竟向朝廷请求:“愿以六万兵一举荡平胡虏! ”甚至许下诺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王化贞战了上风,致使熊廷弼的战略无法得以实行,关于辽西的战守自然也就处于混乱状态。

  努尔哈赤因此又有了机会,大举进军河西,先战西平堡,接着围点打援,致使广宁十几万大军惨败,王化贞弃广宁逃跑,遇熊廷弼于大凌河,尽撤关外明军,悉焚积储,护溃逃兵民入关。努尔哈赤则轻取广宁,又遣军追到锦州,而其游骑更是远到宁远、前屯,几至山海关下。(明朝军事形势及战略的演变详见辽宁大学历史系孙方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治亭著《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

  基于对辽东军事形势演变的清醒认识和讶研判,以及在熊廷弼和孙承宗力主防守的基础上,袁崇焕逐步形成了“主守而后战”的思想,他坚信自己“主守而后战”的思想是正确的,并陆续将其归纳为四项内容:一,坚守关外,以守为攻,步步推进;二,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且守且战,且筑且屯;三,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四,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坚决反对轻敌速胜的妄说、反对玩师轻进的盲目。


第92章 战守方略(二)

  天启六年八月,他在总结大明立国二百多年来辽东军事形势变化特别是近八年来辽事败坏的教训基础上,向朝廷上《辽事治标治本疏》——关于治标,他认为核心就是死守宁远。他料定鞑子兵决不敢越宁远而攻山海关,所以宁远无失、关门紧闭,便是万全胜算。针对毛文龙所谓的“镇江之胜”和马世龙的“兵败柳河”,他表示出了对冒然出战的坚决反对:

  彼之远来,利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臣只
  一味死守,令至无得而与我战,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
  而与图之……
  臣布置于关外二百里内,或断或续,亦合亦分,有
  守有不守,必图一恰当之报,断不令敌近关门。关门只
  紧闭,不令一兵出入,便是万全胜算。故不贪功,便无

  由致败,若贪一击之利与之交锋,从前之祸立见。此为
  治标之法。
  说到治本,他认为既不能片面强调“守”,也不能片面强调“战”。他要实行的,是把守与战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且守且战”和“且筑且屯”。要守,就要凭坚城据险而守,必须实行“坚壁清野”,逼迫兵临城下的鞑子兵陷入困境;要战,则只有采取 “乘间击惰”了,避实击虚方有可能取胜。
  他写道:
  若治本,则难言之,然又无容不治者也。

  ……以辽人守辽土,上下井牧之相附,寡而有多之
  用,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抚西虏以拒东夷。来岁屯种
  之所入,可以渐减海运。大段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
  惰,以为随机应变。如水到渠成。
  ……但未去之日,宜一日经营,偕诸臣苦心戮力,
  务以生聚为节省 。事则年治一年,饷则日省一日,务还
  祖宗幅员、法制之旧。盖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
  足,岁计有余。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
  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

  敌无不平,即此一番更定,奴自不能为患。即以下手之
  日,为结局之日可也。盖人可递易,而着数不可更移。
  如金城图上方略,以夷攻夷,卒之偿如左券。主谋先定
  故也。
  “以辽人守辽土”是治本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连同“以辽土养辽人”一道为袁崇焕所高度重视:

  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进则因粮于敌,退则寓兵于
  农。兵家正法,势在必屯田。
  人谓兵安可以为农,臣正谓不能为农者,定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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