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秦桧可不是等闲之辈，即使不靠金人，他坚信自己也能左右天下。如今，秦桧已经是参知政事，离宰相之位只有一步之遥。只有当上宰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才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达到左右天下的目的。
　　为此，秦桧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宰相范宗尹。
　　日期：2020-05-15 00:21:36
　　第3节　排挤范宗尹
　　范宗尹，字觉民，襄阳邓城（今湖北襄阳西北）人。
　　这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人，据史书记载，范宗尹这个人长的十分漂亮，皮肤白的像玉一般，算是潘安式的人物。他极其自恋，每天必定要照三次镜子，早上起来先照一下，裹头时再照一下，带巾时最后照一下，时人称为“三照相公”。

　　在那个天下动荡不安的时代，范宗尹无疑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
　　范宗尹是宣和三年进士，在北宋末年累升至侍御史 、右谏议大夫。靖康年间，范宗尹已经成为主和派的代表。在商议是否割让三镇给金国的时候，以范宗尹为首的七十人主张割地求和，而以中书侍郎何栗、左司谏秦桧为代表的三十六人反对割地。
　　范宗尹与秦桧应该算是政敌，不过，范宗尹倒颇有君子风度，并没有因为过往的政见不同而摆秦桧一道，反而不避嫌疑地为秦桧辩白，对秦桧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荐。
　　建炎四年，吕颐浩与赵鼎相争，被赵构双双罢官。之后，赵构提拔范宗尹当了宰相。当时范宗尹年仅三十，史称“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
　　这份能耐只有寇准和张浚才能和他一决高下，寇准是宋代最年轻的参知政事，而张浚是宋代最年轻的知枢密院事，但还是比不过范宗尹，范宗尹是宋代最年轻的宰相。

　　范宗尹当了宰相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设置镇抚使。
　　南宋肇始之初，天下大乱，境内到处都是造反闹事的。开始时只是拿几把菜刀，抢几个商铺，碰到正规军，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逼得太紧没办法就跑到山上当土匪；后来金军来了之后，他们的起步价提高了，最低也要干掉知州，干掉之后就在城里打家劫舍，个别厉害的还弄到了南宋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干起了知州，偶尔打打金人，金人大部队来了就跑路，反正地盘也不是自己的，一点都不心疼。

　　地盘也不是自己的不心疼，如果地盘是自己的呢？那肯定和金人拼命！

　　因此，他主张在裂河南、江北等数十州设置镇抚使，与其让金军占领，还不如把土地给自己人占领，帮助朝廷抵御金军，财政、军事、民政等州里的一切都由镇抚使说了算，跟唐代后期的节度使没什么分别，后来的天下第一将岳飞就曾经当过通泰镇抚使。
　　镇抚使的设置在南宋历史上影响深远，他标志着南宋暂时放弃了北宋以文制武等一系列祖宗家法，开始放手壮大地方和武将势力。
　　这件事对范宗尹倒是没什么影响，毕竟谁来做都是一样。
　　第二件事是整顿吏治，追夺宋徽宗以来“滥赏”官位之事。
　　建炎四年六月，他提出有大量官员是在徽宗朝后期因滥赏而升迁得位的，现在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些曾与“六贼”有关系的官员应该如何处理，该留任的留任，该撤职的撤职。

　　真是无知者无畏。事实证明，范宗尹此举是捅了马蜂窝。
　　这年头凡是在朝廷里当官的，哪个没有干过阿谀奉承、攀附权贵、钻营行贿的事情，因此而升官的人更是多如牛毛。范宗尹要清算这笔旧账，比当年李纲惩治僭逆伪命的打击面还要大，得罪的人还要多。
　　你别看这些人对付金国入侵束手无策，但要论起内斗水平，就是十个金国也不是对手，他们拉帮结派、玩起窝里斗来，可一个比一个有手段。
　　首先跳出来当出头鸟的是吏部侍郎高卫，他在宣和年间因参与“围田”（实为霸占民田）而升官。如果让范宗尹算这笔旧账，那他岂不是前途尽毁？于是，高卫上疏给赵构，极力诋毁范宗尹。
　　吏部侍郎高卫毕竟不是什么大人物，范宗尹倒还不惧。反对派看高卫的分量不够，就打算将位列宰执的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拖下水，原因是他在宣和年间升过官。如今你范宗尹要算旧账，那就应该从李回开始算起。
　　李回迫于舆论压力，向赵构上了一道请求罢职的奏章：“臣在宣和年间任中书舍人，曾经以校勘御前文籍而迁官，乞请陛下将臣削职罢政。”
　　赵构安慰李回：“宣和年间的政事，也未必全都是错的，道君皇帝留意文籍，这本来是好事。怎么能把它和其它的滥赏相提并论！”
　　李回的事还没完，又有人煽风点火，放出了谣言：杨惟忠、刘光世、辛企宗兄弟过去都曾跟随“六贼”之一的童贯出征，不止一次受过爵赏，如果要清算，先将这群武将收拾了。
　　此时正是朝廷倚重武将之时，有谁敢动这些统兵的大将？就是皇帝赵构也没有这种胆量，更何况你区区一个宰相。

　　本来，赵构是很支持范宗尹整顿吏治的，毕竟这群当官的实在太不像话了，看见金人比谁跑得都要快。如今，赵构看到舆论对整顿吏治极为不利，顿时打退堂鼓了。
　　至于秦桧，他一开始也是支持范宗尹整顿吏治的，因为这件事对秦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秦桧是在钦宗朝崛起的，他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只不过是个九品小官，与“六贼”没攀上过关系。范宗尹弹压了徽宗朝的官僚势力，不少职位势必会出现空缺，秦桧可以借机推荐自己的故友，这是他扶植自己的党羽绝好机会。
　　秦桧见赵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立即跟着改口：“此法一推行，那些品行低下的官员不过是稍稍被削夺官职，但他们从此就算过了关，和那些没有过错的人几乎成了一样；而那些为官清正的人只要稍微牵上一点瓜葛，就受辱甚大，不敢立于朝廷。恐怕是没伤到小人却伤到了君子啊！”
　　赵构听了，扭头看着范宗尹，劝他就此罢手。
　　范宗尹还想力争：“陛下，像李回这种情况的没有几个人，其他的人不足顾惜。”

　　赵构和宰执大臣们反复斟酌之后，下了一道折中的诏书：“只追究侍从官及兼领馆职的官员的罪责，其余的官员一概不问。”
　　紧接着，尚书省又特别张榜公示了一道诏书：“所有关于武将曾受滥赏的问题，一概免于讨论。”
　　这两道诏书真是让人看得哭笑不得，只整顿文官不整顿武官，文官中也是整顿小部分放过大部分，哪里有这样整顿吏治的？
　　命令已下，赵构最终还是觉得不妥。两天之后，赵构就后悔了，与其这样不伦不类地整顿，还不如干脆就此罢休，免得越惹越麻烦。于是他又下了一道御批：“朕不愿意归过于君父（指赵佶），不愿意招致士大夫对朝廷的怨恨，讨论滥赏之事就此停止。”

　　整顿吏治就这样宣告失败了，不但没有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反而激化了官僚派系之间的矛盾。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宰相范宗尹，既然你不让别人好过，那就将你这个宰相拉下马。反对派抓住了赵构诏书中的漏洞，公开指责宰相整顿吏治是归过于太上皇赵佶，是引导皇帝“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