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元年的河西，秦人的“鸡血效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秦文公亲率铁幕战车疯狂地与西戎的强弓快马进行对撞。
　　河东的晋国人则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讧运动中去，绛都与曲沃两派打得难舍难分。

　　中原相对平静些，陈、蔡人民正在度过最后的、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而郑国正在酝酿一场大的内乱。
　　骄横好战的鲁惠公把周围国家得罪个遍，这才心满意足地死掉了。鲁惠公在位时，鲁国与齐、宋、郑、邾等国都爆发过战事，列国视鲁惠公如桀纣。鲁惠公给继任者留下了两个烂摊子，恶劣的对外关系是其中之一。
　　齐国此时还不算太强。齐国的周边布满了敌人，日子相当不好过：东方的纪国（今寿光一带）与齐是世仇，北戎也不断侵扰齐国边境；而最痛恨齐国人则非鲁惠公莫属。鲁惠公与纪人通婚，又与北狄结盟，他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反齐势力；这三股力量如同三爪钢钳，牢牢地禁锢着齐国。
　　卫国既与齐国世为姻亲，又与鲁国是传统盟友（两国的亲密友谊源于周公旦和卫康叔深厚的兄弟之情），卫侯不愿看到两国斗来斗去，于是挡在齐、鲁中间和稀泥。
　　南方的荆楚巨鳄正在缓缓地顺江爬来，江汉流域的诸多小国逐渐感受到了来者楚国的威胁。
　　鲁惠公的夫人没有后代，他的一个妾生下公子息姑。息姑到了成婚的年龄，惠公便为他在宋国娶了公主仲子为妻。这位宋国公主有着倾国倾城的美貌，鲁惠公一见她便在顷刻间爆发了第二春，他立即把准儿媳带进自己寝宫里去了。十月之后，仲子生下公子允。惠公于是立仲子为夫人，立公子允为太子。
　　惠公大肆破坏周礼，为鲁国的政局埋下了动乱的种子。他在去世前召来息姑和自己的两个弟弟公子彄、公子翚说：“当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周公于是摄政称王，待成王成人后又取消摄政，归政于王；周公的美德遂被天下称颂。如今太子年幼，鲁国就先交给息姑了。息姑摄政为君，但你不要忘记周公的美德，太子成年后你要将国政还给太子！”这便是鲁惠公留下的第二个烂摊子。
　　鲁隐公的身份非常特殊，作为摄政侯，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国君（以至于诸侯使臣前来吊唁惠公时，他竟然不敢以主丧者的身份出来相见），但是他竟然还享有自己的年号和谥号，这又表明他拥有合法的君主地位。

　　《左传》的第一句话就是“……（鲁隐公）不书即位，摄也。”君主立而不即，“春秋”就是以这么一个奇怪的事件作为开端的。
　　公元前七四四年，郑武公去世。
　　在弥留之际，郑武公紧紧握着太子寤生的手说：“你要记住：凡是利于郑国的，就是礼；反之就是非礼。王室已经衰落，天下必将大乱，齐、楚即将兴起，你多加努力吧！
　　“郑国一定要和齐国保持长久的同盟关系，而且必须要防范晋国。河东、河内一带夷狄混杂，民风彪悍，国险而多马。曲沃一旦灭冀并统一晋国，周边小国将不堪一击；到那时晋国表里山河，必将称霸。
　　“郑国地处中原咽喉要地，夹在齐、楚、晋三个大国之间，必将成为列强争夺的目标，郑国将无宁日。你将继承寡人成为王朝卿士，大权在握，你一定要不遗余力地阻挠晋国统一。”
　　郑武公旋即去世，太子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那一年郑庄公十三岁，公子段十岁。庄公执政初期，国家大权由公子吕和祭足实际掌控；但是武姜的势力也十分强大——除了国内的党羽之外，还有申国和西周的势力在暗中支持她。
　　庄公派和武姜派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两人于国为君臣，于家为子母。但是武姜从来不刻意掩盖对庄公骄横和嫌弃的情绪，正是因为那种情绪不应当在母子之间产生，所以郑人才对此感到十分不解和担忧。
　　武姜在处理与公子吕的关系上表现得十分圆滑，而公子吕则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公子吕只是盼着庄公快快长大，由他自己来解决这个国事家事混在一起的大难题。
　　年轻的姬寤生伯爵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任何人都无法通过他的面部表情窥探到他的内心世界；在智慧和阴谋方面，他更多继承了母系方面的基因。这个郑国地位最高的少年不得不把自己深深伪装起来，装出一副禽兽无害的模样。
　　郑庄公对那个比后妈更加穷凶极恶的亲妈表现出无条件顺从的态度，对那个野心勃勃的兄弟总是温和有礼，以有辱君权的姿态来换取叛国者晚一些要自己的命的机会。
　　几年后，武姜把庄公召去说：“叔段一天天长大了，也该有自己的封邑了。郑国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只有制邑是天然隘口，把守着国家的西大门。这个地方一定要你最亲近的人镇守；纵观全国，还有哪个人选比你的兄弟更适合呢？所以母亲要你把制邑封给叔段。”
　　制邑就是虎牢关，它不但是郑国的天险，也是连接中原东西方的咽喉要道，武姜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制造一个郑国版的曲沃桓叔罢了。
　　但是郑庄公对于晋国的那段历史（本书将在后面叙述）也十分了解，这个一向对母亲唯唯诺诺的人，竟然以一种不容分辩的口气回绝了她：“制邑是郑国的要塞，先君有命：‘制邑由公室直接管辖，不得分封他人。’寤生不敢违命，其他城邑寤生唯命是从。”
　　武姜只好退而求其次，为太叔段请求了京城（或许请求制邑只是武姜耍的一个花招，京才是真正的目标）。郑庄公无论如何不敢连续两次拒绝母亲，母亲既然已经作出了“让步”，他也必须让步，结果就把京封给叔段了。
　　“京”是郑国重镇，位于新郑与制邑之间，控制京就能够切断新郑和制邑的联系，如此一来制邑反倒成了新郑的“飞地”。所以郑庄公回头仔细一想，把京封给叔段的危害性恐怕更大。
　　京之所以称为“城”是因为它有先君的宗庙（没有宗庙的则称为“邑”）。被封到京城的公子段马上又多了个美称——京城太叔，在《诗经》中至今还收录着两首吹捧他的作品，一首叫《叔于田》，另一首叫《大叔于田》。诗中内容不是赞美太叔有多么热爱田间劳动，而是描绘了他在田猎活动中的飒爽英姿。
　　在武姜的怂恿下，被宠坏了的太叔不断干出僭越君权的事来。
　　太叔首先扩大了京城的建制，使京的城市面积超过了新郑。京城俨然已经成为郑国的曲沃，但郑庄公对此似乎不以为然。
　　祭足对郑庄公说：“城邑的城墙长度超过百丈就是国家之害。先王有所规制：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五分之一，小都九分之一。如今京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新郑，国家将不堪忍受，您必须早做打算！”
　　郑庄公慢条斯理地说：“这些都是姜氏所为，寡人能拿她怎么办？”
　　祭足道：“姜氏贪得无厌，无日不想立叔段为君，不篡取君位誓不罢休。君伯不如早做打算，不要使灾祸滋生蔓延。蔓草尚且不可尽除，何况是宠弟带来的祸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