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党争无度。阉党自然不可能是什么君子满堂，但东林党肯定比阉党更糟。然而问题是在明末官场里混，跳出这两党基本等于没得混。虽然这两党暂时还没乘风而起，但也快了，到时候我能怎么办？我也很无奈啊！
　　又次，财政崩溃。这个问题牵涉更加深远和复杂，从制度上讲，朱元璋当年建立的财政体系只能用一坨那啥来形容；从形势上来讲，大明的财政已经是一坨那啥了。就这样，一群人还因为自己一点蝇头小利死死抱住这坨那啥不肯放手，而事实证明这坨那啥最终会害死整个大明。我能怎么办？我也很无奈啊！
　　最后，边疆威胁。这一条其实反倒最容易处理，至少，如果内政处理好了的话，废除那早已名存实亡的军户制，只要朝廷有钱，重建兵制、编练新军其实都很容易——戚家军的例子摆在那里，难道就真的蠢到连照本宣科都不会么？至于什么枪炮革新、西班牙方阵乃至莫里斯方阵，甚至线列步兵、排队枪毙，哪一个我在游戏里没有指挥过无数次？——呃，不要笑，游戏里的模拟也是可以参考的嘛！

　　说起来，高务实当年不过一个镇党高官，非要说自己从政多年倒也不是不可，但那毕竟只是一个镇的盘子，治理难度跟大明这么大一个国家能比？
　　是，现代化的官员要懂的知识肯定比明朝官员要多得多，所处理的事务复杂性也远不是明朝可比，可再怎么说，一个镇子的治理上头好多人盯着啊！别说大方针有中央的精神、省里的指示、市里的规划，就算县里也会把各项任务指标明确交代，可如果现在忽然换他来指导整个大明改革向前……能做到哪一步不知道且不说，就算从哪着手都不知道，这事情是那么好办的？更何况大明现在简直遍体生疮，到底先医哪一处都是难题呀！先治本，会不会根还没治好就先病死了？先治表，根子稀烂这个表能不能治得好？

　　两头难！
　　高务实作为一个穿越者，对于眼下大明的实际情况算是有着深刻的了解。自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建都称帝沿及今日，明朝的国祚已至二百年，其整个统治正趋向腐朽。
　　在吏治上来说，政尚姑息，事多苟且，大小臣工，容隐宽纵，贿赂公行，使得法度渐驰，纲纪不振；作为国家重要统治机器的军队，兵不常练，将无得人，尽管有不断的清军、勾军之举，可实际上依旧是逃亡成风，或是为势豪隐占，在营者多老弱病残，加以法令不严、赏罚不明，战斗力已极为低下，甚至连军队的哗变也时有发生；而与朝廷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缙绅豪强对土地财富的掠夺空前疯狂相对应的，则是中外府藏殚竭，民无果腹之粮，兵缺银饷马草，自耕农则大量破产，奴婢佃户的数量不断增多，农民抗租、抗税、抢粮、索契等斗争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运动也在悄然崛起，以世俗的情趣、民间的格调为特质的市民文化，以言志派文学与浪漫主义为主体的文艺思潮，以慕尚新异、追求艳丽为导向的社会风尚，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新的旋律，广大市民反掠夺、反迫害的斗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伴随着阳明心学思想的日趋腐朽，尤其是王门后学虚无主义思想和清谈学风危害的不断暴露，以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家主张对私欲的认可与人格独立，在思想界涌动起人文主义思潮，而以反虚务实、救世拯民、注重生产、鼓励工商、复兴自然科学等为标志的实学思潮迅速拓展，所有这一切都在冲击着旧的封建统治的樊篱。

　　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公元1566年，即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也即朱翊钧四岁之时，以破坏圣像运动为先导，在尼德兰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等到了1588年，也就是原本历史上朱翊钧登基后的第十六个年头，西班牙将会派出“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双方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相遇，经过两周左右的海战，西班牙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英国从此逐渐强大，继而树立起海上霸权。在法国，则将从1589年开始，建立起波旁王朝的统治，并先后发生了“克洛堪”起义和颁布“南特敕令”的事件。在俄国，沙皇将于1595年，颁发哈萨克属于俄国臣民的“特别诏书”，而1598年，便会并吞失必儿汗国……

　　虽然阳明心学在后世有无数拥趸，高务实也对王阳明本人“心向往之”，但若是站在眼下救世拯危的立场上，他却认为此时的王学后人已经完全走途歧途。这些人只是一味务虚，大有当年玄学昌隆时的景象，于国于民已经毫无益处。这些人讲究的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简直笑话！
　　且不说后来明亡之时此辈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一死报君恩，就说这种做法，难道就应该提倡了？尔辈高官得做，厚碌得享，却正事不为，只知袖手谈心性——纵你心性再好，于天下何益，于黎民何益？要是按照高务实的看法，这种人，还真不如“一死”为妙，而且早死早妙！
　　是以在高务实来看，欲救晚明，唯兴实学！
　　高务实所出身的高家，便是国朝实学大宗之一，而高拱本人，对于实学更是身体力行，并将之竭力推及全国上下。后世史学界一般认为张居正为明代实学“王霸并用派”代表人物，虽然也不算错，可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点：高拱才是第一个真正切实推行实学的首辅！历史上所谓张居正改革，不过是延续和展开了高拱的“既定政策”罢了。

　　成王败寇，一至于斯。
　　若历史可以假设，高拱未必不如张居正做得好；若是历史可以假设，高拱恐怕比张居正做得更公正！
　　这并非高务实出身高家就站在高拱的立场上说话，而是确实有史为证的。
　　后世之时，因为某本书的爆红，史学界不断掀起明史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有学者为了塑造张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极力贬损乃至丑诋、厚诬高拱，并反复强调“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这种所谓的“烂摊”说，不仅抹煞了高拱的治边功绩，而且也同历史事实相悖。故此，另有部分严肃学者立刻加以驳斥。
　　事实上，高拱执政伊始，便面临着嘉靖以来南倭北虏大肆侵扰的局面，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种局势，他一方面大力推行军事改革，如创建兵部官员储备和特迁制度、边将休假和内迁制度、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罚之制等，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运用“南剿北抚”的靖边方略，大刀阔斧地进行边政整顿，在东北、西南、西北、南方开创了“边陲晏然”的新局面。

　　至于其所采取的灵活务实手段，高务实知道，在接来下的两三年中即将一一展现。
　　不过此时朱翊钧毕竟只是个八岁的太子，隆庆皇帝因为自己童年的悲催遭遇而对朱翊钧的童年是否快乐十分关注，直到此时还只是让他稍稍读书识字，没有正式进学，因此指望朱翊钧跟皇帝说一说就能对这样的大事起到关键性作用，高务实是不甚看好的，所以这事如果要成，明显需要加码，而且是加一重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