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
第54节

作者: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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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注  释
  〔1〕 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2〕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或特征)。”并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部分:“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192页)

  〔3〕 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4〕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5〕 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曾经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用语,它的意义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则”或“规律”解说。
  〔6〕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7〕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8〕 以上所引恩格斯的三段话,均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其中第二段“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反杜林论》中的原文是:“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9〕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10〕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11〕 参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11〕。
  〔12〕 见《孙子·谋攻》。
  〔13〕 魏徵(五八○——六四三),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本文引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4〕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宋江是这部小说中农民武装的主要领袖。祝家庄在农民武装根据地梁山泊的附近,这个庄的统治者祝朝奉,是一个大恶霸地主。
  〔15〕 木马计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著名故事。据传说,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

  〔16〕 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新的译文是:“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17〕 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8〕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19〕 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20〕 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1〕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22〕 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23〕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24〕 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25〕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6〕 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27〕 《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8〕 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二世纪人)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豸、凿齿、九婴、大风、封狶、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豸。……万民皆喜。”东汉著作家王逸(公元二世纪人)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29〕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著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书中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30〕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3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3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33〕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34〕 见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三二——九二)所著《汉书·艺文志》,原文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35〕 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相对中有绝对。”(《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36〕 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37〕 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迟迟至事变后十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就在这时,蒋介石政府仍然同日本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本同中国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一直到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才被迫实行抗战。但在这以后,直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完全背叛了他在庐山谈话中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反对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人民战争,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正是说明了在抗日战争中一条共产党路线和另一条蒋介石路线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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