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长安之后，李世民伤情并未好转，次年二月，“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整整过了一年后，李世民才从伤病中恢复过来，“上疾愈，三日一视朝”。21年正月，高士廉死，李世民往唁，“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可知李世民不但并未痊愈，身体很差，且因急于痊愈，又开始大量服丹。以致五月又不得不再度“诏百司依旧启事皇太子”，此后太子亲政，李世民当然也过问国事，但已是只抓大事了，身份近似太上皇，这一直到第二年五月他去世为止。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李世民的身体状况而言，贞观19年亲征高丽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出征前的李世民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而失败之后则一病不起，从此再没有恢复过来。是失败的打击吗？当然不是，因为李世民最后的两年还曾两次议证高丽，并由李世勣统军出征过一次。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即李世民在他的人生最后一次征战中确确实实是栽了，不仅输掉了战争，甚至连“龙体”都陪上了。而其中缘由或并非偶不小心染恙，受伤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当然，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乃属最高军事机密，事后为皇帝的尊严和面子计也会千方百计加以掩饰，来自敌方的说法或判断无法找到真凭实据，有夸大其词的可能，不过相形之下反而更确实可靠一些。

　　六、贞观是一袭华美的袍子
　　张爱玲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想比这一件华服也如此十里洋场，写不尽的繁华，目眩神迷的华丽，孤傲冷漠的清高。那么我要说，我们无数次梦回的盛世又何尝不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也同样爬满了虱子，写不尽的繁华，道不清的真相。首先声明，我既不是唐粉也不是唐黑，历史不容粉饰，也不容贬损。我只是想说透视贞观二十三个春秋的治乱得失，唐太宗贞观之失的教训比“贞观之治”的光环更值得后人深思。

　　失德于家
　　专制时代的中国以“家天下”为政治特色，君主治国的前提条件当然是先治好家，安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君臣父子纲常伦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可是唐太宗还是秦王李世民的时候却袭杀兄弟、逼父禅位、占叔父李瑗之姬、夺小弟元吉之妇。当了皇帝以后又失教皇子、乱储君之制。其不孝、乱伦、乱纲、失亲之处与许多亡国之君都颇为相似，只是唐太宗的智术略出其上而已。唐太宗为了夺取皇位，先向唐高祖打小报告，说他哥哥太子建成与弟齐王元吉淫乱后宫。唐高宗不知道是计啊！说赶紧传我口令把两个小子给我喊来。待唐高祖召见二人查问时，李世民却发动玄武门之变抢先将两位兄弟袭杀，又命令尉迟敬德执兵直犯高祖禁宫，以宿卫为名对高祖实行监禁，逼宫夺权后又派长孙无忌之兄长孙安业任右监门将军。据唐宫禁门籍之法，右监门将军判出。高祖从此就在唐太宗心腹的监控下终身失去了自由，实际上等于宫中软禁的囚徒。玄武门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三天之后，唐高祖李渊下诏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诏书完全是出自李世民之手，并打着以“孝惟德本，周于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的旗号，试图欲盖弥彰为玄武门流血事件打幌子，为自己涂脂抹粉。但包括李世民在内的所有人同时都明白，所有的努力都掩盖不了光天化日下实际发生的事实，都冲刷不了玄武门外的斑斑血迹。他赢得了今生，却输了来世。这也依然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心中最难化解也始终无法化解开来的心结死结！

　　李世民只当了两个月零一天的太子，就即位登基成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时间是那一年的八月八日。再两个月之后的十月，就有了追封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故齐王李元吉为海陵王；前者谥号曰“隐”、后者谥号为“刺”，并依礼重新改葬的举动。李世民还到场当着百官群臣，当着天下黎民还哭了一鼻子，以表哀思。同时又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后嗣。是兄弟情深，还是安抚人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贞观三年，唐高祖李渊还没过够皇帝瘾就被逼迫迁出皇宫，搬进了改名为大安宫的原弘义宫。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天下到手了，李世民这才心安，开春就屁颠屁颠地跑到九成宫逍遥避暑，监察御史马周认为唐太宗只管自己享受，却不顾太上皇李渊屈居在跟蒸笼似得大安宫中受暑，令人感到耻辱。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在郁郁寡欢中死了，从俭葬于献陵。次年，李世民的贤内助长孙皇后也死了，葬于昭陵，唐太宗思念皇后不已，于苑中建造层观以望昭陵，曾引魏征同登而望,魏征却借口眼昏看不见，唐宗举手指示方向，被魏征抢白道“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长孙皇后葬于昭陵后三个月即贞观十一年二月，唐太宗参照汉代筑皇陵制度开始预作山陵，口头上说要“因山为陵，容棺而已”，实际上从此到唐太宗驾崩的十二年间，昭陵的规模不断扩大，封域面积最终达一百二十里。在险峻的山上建造如此浩大的皇陵,耗费国家资财一定不少。可见唐太宗并没有封建时代圣明君主以仁孝治天下的德行。

　　于是有人质疑，唐太宗玄武门之变后没有弑父，而是尊李渊为太上皇，这是否与“不孝”的结论矛盾呢？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是不矛盾的。因为其一，李渊在起兵反隋朝时向突厥称臣,李唐建国初期,突厥还相当强大。若李渊被弑,突厥借机兴兵问罪,难免激起李唐内部再次生变。实际上,玄武门事变后突厥大军直奔唐都,就是有为而来。幸好唐太宗对李渊虽不孝,却只囚不弑,突厥兴兵乏辞。加之唐太宗不惜金帛以贿和,突厥只好顺势退兵。

　　其二，唐高祖对大量文臣武将和宗室势力特别是太子建成等人的余党还有相当的影响力。高祖不死，唐太宗玄武门事变和夺权即位就有合法性。玄武门之变后能迅速平定不少地方已经出现的变乱，原因就在于此。这也可解释为何高祖在世时唐太宗在许多方面能保持相对谨慎和克制，似乎有所顾忌。因此,让李渊在被软禁的实际地位上保持太上皇名分，绝非唐太宗的孝敬，而是唐太宗巩固自己统治的手腕。正如唐太宗杀死兄弟李元吉，夺取其爱妃并欲立之为皇后，却被魏征劝止的事件一样，并非唐太宗更爱长孙无忌的妹妹才让她享尽皇后之荣，而是需要借重长孙无忌保江山，不得不如此。唐太宗为子不孝，为父亦失教。太宗逾制过度宠荣诸子，却又选派刚直之士去监视他们，引发矛盾又不妥善处理，造成了逼反齐王，不得不发九州兵去平叛等严重后果。不但如此，唐太宗还在储君问题上摇摆不定，致

　　群臣分别去攀附魏王与太子，结果太子与魏王两废，几乎演化成玄武门事变之二。有趣的是,太子承乾所为奢靡，对声色、游猎的偏爱丝毫不亚于太宗。但对宫臣则常论忠孝之类大道理,有时还要做出“涕泣”的样子。每当宫臣进谏时，他就敛容倾听，待“纳”谏之后，又依然故我，大有乃父之风。只是其父夺宫为君，他却有分而失位，结局不同而已。唐太宗纳长孙无忌之强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而历史证明李治亦非佳选。李治不但学习了唐太宗乱伦的榜样淫乱庶母武则天，而且在即位后不惜一切代价将她立为皇后。从此唐王室乱伦、废储、残害宗室、乱家祸国的事例便层出不穷。

　　宋儒所云“唐……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当属确论。
　　失法于恒
　　许多史家片面援引《贞观政要》中的“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来形容唐太宗依法治吏之清明，这与史实是有一定出入的。侯君集破高昌的时候，与手下将士大肆掠金夺宝，造成了很多城市很多年GTP成为负增长，城市破落，人口稀少，百业不振。就是这样一个人被依法收监后，仅因为有人上疏说情，李世民便曲法而放人。萧禹是恪守传统的老臣，唐太宗在唐高祖死后给予重新启用，还曾经当着大家伙的面评价他为“真社稷臣也”。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萧禹为御史大夫，弹劾李靖在破颉利牙帐之战时带兵打仗不像个样子，致使突厥留下的财物给掳掠一空，应该把他拿下法办。李世民一方面“特敕勿劾”，另一方面对李靖仍然加官厚赏。不久，唐太宗又对李靖说：“前有人说你的坏话，我心里清楚爱卿是个怎样的人，我没有放在心里，你也不要放在心里。”不但没有处罚李靖，还转脸赐绢二千匹。李靖确属国家难得的大将，但御史大夫是依法弹劾，唐太宗连“违法必究”表面程式文章也不做一下，反而在大臣面前搬弄是非，恐怕是权术有余而君王的法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