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3-08 19:53:36
　　（四十二）政冷民热的宋日关系
　　宋日关系可以用政冷民热来概括，所谓的政冷民热就是有宋一代中日鲜有官方往来，而两国的民间贸易与人员往来异常活跃，而且超过了前代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往来的缺失。不同于高丽，日本与宋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关系。
　　宋日政府关系的冷淡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宋朝自开国以来，就始终疲于应付周边来自北方、西北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和西夏等国的威胁，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则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其次，唐末五代以来，中原一直战乱不断，社会动荡，阻断了中日的正常来往，这也是日本未再派官方使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宋日国交关系的冷淡，主要是由日本统治者态度所决定的。日本不同于朝鲜，高丽小朝廷时刻都要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女真的入侵。而日本由于海洋这个天然屏障，与大陆相隔绝，也免除了大陆民族的入侵威胁。地理位置的孤立，使日本不像高丽要长期侍奉大国，而是游离于中国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外的，因此日本能够一直保持完全的独立。隋唐时代，日本在大力引进中国文化制度的时候，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政治上就开始摆出对等的姿态。唐朝灭亡后，日本对唐文化进行了充分的消化吸收，到了平安时代，创造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风文化”，日本人的文化自尊自觉意识和独立意识更加强烈，自然对中国以天朝大国居高临下的姿态不屑一顾乃至心生抵触，因此日本统治者在与宋建立官方关系的态度上当然就不那么热心。举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公元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入宋，造访五台山时，宋朝给予了大力资助，不光日本僧的日常用度皆由北宋政府负责，还有民间布施，如太原知府提供斋饭，紫皮裘，羊皮裘等。1073年，成寻因参与求雨成功，宋神宗还特意赠成寻新印佛经1套，并赐予善惠大师之号。同年，成寻的弟子赖缘回国，宋神宗还特意托其捎带礼物给日本天皇，以感激成寻求雨成功。赖缘带回了宋神宗致日本天皇的书信，可是信中有“回赐日本国”的字句，日本统治者读完后就很不快，也没回信给宋朝廷。日本朝廷并不想屈尊成为北宋的藩属国，而且在名分上非常计较，另外，当时的日本白河天皇正忙着与摄关家藤原氏争权夺力，哪有心思与中国打交道，所以宋神宗的信件在1078年才得以日本太宰府的名义回复，并回赠礼品色缎200匹，水银5000两，由入宋僧仲回和宋商孙忠带回。

　　不过，北宋朝廷倒是对与日本建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热情，一再给日本下碟文，弄得日方反而不知所措，毕竟中原王朝与日本断绝官方往来已经很久了。公元1080年，孙忠携碟文从明州赴日，希望日本做出必要的回应。日本朝廷表现则异常冷淡，经商议日本仍只以太宰府的名义回信而不回赠礼品。1116年，宋商孙俊明带去宋徽宗的牒文，想让日本进献一些本地珍奇之品，以体现侍奉大国的诚意。这下子可触犯了日本贵族脆弱而又敏感的神经，日本最不喜欢宋朝把自己视为藩属小国，于是此次日本政府干脆连信都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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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平清盛与宋日贸易
　　日本天皇朝廷对发展宋日关系并不那么热衷，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其实还有经济上的考量。北宋时期，中日贸易中，以宋朝为主导的中国处于强势地位。11世纪时，藤原明衡在他所著的《新猿乐记》中将当时日本贸易商品分成“本朝”与“唐货”两大类别，“唐货”指的有麝香、丁子等香料，白壇、紫檀等建材；苏芳、丹等染料；虎皮、豹皮、犀牛角、玛瑙等奢侈品，绫罗绸缎等高级丝织物，江南的瓷器更是备受追捧。除此之外还有药材、书籍和文房用具等，这些物品主要来自中国宋朝，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高丽。这些大多来自宋朝的商品被通称为“唐货”，所谓“本朝”自然就是指日本本土出产的货物，像沙金、硫磺、水银、木材、日本刀以及各种工艺品。

　　从唐朝灭亡后，日本将太宰府的鸿胪馆作为官方贸易点，主要同渤海国进行商贸来往，而且政府禁止私人对外贸易，后来渤海国被契丹所灭，日本就再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与宋和高丽的经贸交往非常稀少，交易只能限制在日本本土进行，且由政府主导下的鸿胪馆垄断，民间贸易并不发达。即便是这样，“唐货”对日本人的吸引力仍然是巨大的，每当有宋、高丽的商人来日，都受到当地商人的欢迎，人们簇拥于集市之上，将“本朝”之物卖给宋商，自己则买进“唐货”，唐货在日本市场上畅销到了什么程度呢，比如当时日本本土的丝织品和纸张的制作工艺和质量，品相上都是相当上乘了，一点不逊色于来自宋朝的同类商品，但是日本的贵族仍然是趋之若鹜，醉心于唐物所赋予的奢华，所以宋朝的货物到了日本后价格翻倍。另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日本对中国一种特殊商品—铜钱的需求相当旺盛。许多人都知道，日本矿产资源贫乏，储量少，品质也不高，当日本商品流通的规模不断扩大时，货币的供应就难以满足市场的要求，成了稀缺品，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那有人就会问，日本政府为什么就不能扩大货币发行量啊？在古代扩大货币量就牵涉到铸币，日本天皇确实曾经下令铸造钱币，可是由于本国的铜质低劣加上冶铸技术不过关，铸出铜钱的质量很差，规格不一，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还残缺不全，没法作为货币来流通。这些铜钱在勉强使用一段时间后，也就在公元984年之后，一条天皇不得不宣布完全停止使用本国铜钱。本国不生产铜钱，就只能购买中国质量上乘的铜钱，开始只是中国商人进入日本是携带铜钱，后来日本商人就直接到中国用沙金直接购买铜钱了。铜钱大量外流也给宋朝的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出现了钱荒，宋朝政府不得不禁止铜钱外运，然而即便是在中国的严厉禁止下，日本还是要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获得铜钱。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商品的畅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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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造成日本在双边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种种缘由日本对宋的商贸交往中一直是出多进少，国内的财富大量流向中国，这种情形与当年中国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利用走私的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入英国的情形相类似。正因为如此，天皇朝廷很担忧这样的情况不利于日本的经济，所以一直严格控制宋日贸易的规模。
　　但是中日的民间贸易还是在不断扩大，12世纪左右，随着日宋贸易的愈加频繁，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心也由鸿胪馆转移至博多，很快该地就出现了名为“大唐街”的华人居住所，足见其发展速度之快。有些商船甚至自博多经日本海直抵越前敦贺。越来越多的封建庄园撇开政府直接与宋商进行贸易，宋朝商人也与日本的各大寺社、贵族们交好，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关系，而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也是人们所期待的。于是在筥崎宮、香椎宮的神域、仁和寺下辖庄园怡土庄的今津港、肥前的平户、法皇院领之一的神崎荘，以及九州各地沿海庄园都开始了与宋商的贸易，这些庄园中贸易发展迅速者，还成为了聚集着东亚各国商人的贸易大都会，繁荣之景非几句话就可以形容的。